成为“金马奖导演”，以后拍片方便些

“我只是随机找的摘棉花的人，平和地记录他们的生活。以前我会认为，故事有激荡才成立，但是有时候，传达一种状态、一种口感，片子也是成立的。”

——周浩

早报记者 黄小河

照片上，周浩看起来很瘦，脸上有南方人那种精明和刻薄劲儿，见了面你会发现，他肩宽背厚，聊天从不抢话。平时一身黑衣、背个双肩包，像个健身教练。你几乎看不见他的摄像机，这也让人觉得他就像个游走在城市夜色中的“便衣”，单靠自己的直觉捕捉人物。

周浩拍了8年、只有80多分钟片长的纪录片《棉花》获得了今年台湾金马奖的最佳长片纪录片奖。今年的金马奖，大陆制作人去了不少，导演耿军也拿到了最佳短片奖。虽然纪录片长片只有三部入围影片，但周浩认为坐在他身边的“老哥们”顾桃理所应当会获奖，因为他曾经和顾桃两次在一个场子里PK，“都被打趴下了”。当宣布《棉花》获奖，他自己也很吃惊：“没想到是我拿了，但朋友们都说，拍了这么多年了，也该轮到你了。”

记者拨通周浩的电话向他祝贺时，记者问：“是不是这两天采访电话变多了？”周浩依然是以往“不咸不淡”的口吻：“哪有，语无伦次之后还不是渐渐恢复平静。”记者说：“为你高兴！”他回答说：“我其实也很高兴，以前去国外的奖项多，金马毕竟是本土挺看重的奖项，以后出去拍片子就方便多了，不然，人家问你拍过什么，说了一堆人家也不知道。”

“金马奖导演周浩，这个前缀别人会马上对你有信任感？”记者问。

“对，这也是现实”。周浩回答。

揭开现实的“病患之处”

周浩在做纪录片导演前，其实做过不少工作，他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任摄影记者。1998年，周浩拍摄的图片专题“中国西南地区工业污染状况”获美国“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专业摄影记者新闻摄影比赛(北京站)第二名。

2002年，他获得IPS（Inter Press Service）的奖学金资助，沿湄公河流域考察沿岸各地人民的生活与经济状况，并重点考察了上湄公河河道开通，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考察历时一个月的时间，相关报道迄今仍是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关于湄公河流域生活与发展状况的报道。2002年，他在中国长江三峡大坝蓄水前，耗费两月徒步穿越三峡地区，详实地报道了当时三峡地区移民的真实生活。在其近10年的职业生涯里，曾为台湾《大地》地理杂志拍摄了十余个专题，题材涉及民俗、人文、环保等，成为该杂志在中国大陆最佳图片摄影师之一。

2001年下半年，因为别人想要拿他的图片素材创作纪录片，他转念一想，别人可以做，为什么不自己做，于是开始尝试纪录片的制作。2002年，他完成处女作《厚街》，此片被喻为罕见的真实反映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力作。2003年5月，此片获“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黑陶奖（最佳新人奖）；同年，该片入选瑞士Fribourg国际电影节。2004年，《厚街》入选“2004上海国际双年展”，2006年，《厚街》入选“广州国际三年展”。2006年，其第二部作品纪录片《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此后周浩拍一部是一部，《龙哥》、《差馆1》、《差馆2》、《急诊》等等，他的片子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可看性强、故事冲突明显，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全程无尿点。

另外，在纪录片圈子里，周浩也算是“奇葩”。一方面他很高产，以至于他经常被同行调侃，“人家说拍20部片子就能成大师，我看你周浩就是想成为大师，因为看情形就你能拍20部！”周浩对此也很无奈，他认为“拍片子有很多因素限制，自己也不能决定，有时也会遇到瓶颈，或是拍一半就拍不下去的时候”；另外一方面，纪录片导演大多数都会拍摄熟悉的固定人群，像徐童始终对准游民群体，林鑫选择的是与煤矿相关的群体，顾桃则是将镜头对准山上的最后的少数民族，周浩镜头下的人物却是各个阶层，农民工、学生、警察、医生、书记他都拍，且并不是远观，更是像把“手术刀”插入其中，揭开现实的“病患之处”。

“摘棉花的人

都是随机寻找的”

9年前，周浩在一列火车上认识了一位种棉花的新疆人，由此开始了关于棉花的纪录片。在这条遍布中国、纵横跨度上万公里的生产链上，有几千万付出了很多却得到很少的普通中国人。从春寒到夏暑，种植百亩棉田的新疆棉农，长年累月靠手工劳作，坐3天2夜硬座火车到新疆摘棉花的女人们，每天起早贪黑地要干14个小时、摘140公斤棉花，就为了2个月后能带3000元钱回家……

虽然没有和终审评委交流过，但初审评委曾经对周浩表示，大陆纪录片无论从立意还是架构上都很棒，比台湾纪录片看上去“舒服多了”。

虽然四方找钱筹了100多万，但对于一部拍了8年、又在法国做的后期的片子，“制作上还是有缺口，还在找钱”，周浩说自己已经是“仗着一张老脸，找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虽然拍了8年，但周浩自己觉得“拍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么把这么一大堆的素材剪辑成一部成片”。8年里，他拍拍停停，到最后，他自己已经没有太大信心了，“我一直都在问自己，怎么会让我遇到这么一个题材？直到我遇到法国的剪辑师，才让我恢复了信心。”

周浩之前的作品都会存在于社会上的某一个固定公共空间，或是学校、或是街道、或是派出所、或是医院，“在固定空间里，会让故事有了常态的跌宕起伏，而这部片子空间太多，对我来讲真的也是一种挑战。”

相对大一点的题材，让周浩拓宽了“看世界和做片子”的方法，他对记者说，“就和获奖不获奖是一样的，谁都想获奖，但不获奖不是失败，它也是人生当中的组成部分。”

金马奖的最高奖金是最佳剧情长片，有30万元新台币，第二就是纪录片长片，有20多万元新台币（人民币4万元），周浩直白地说，虽然奖金不多，但自己和顾桃对于奖金期待比对奖杯期待更大，毕竟大家都“缺钱”。

复旦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吕新雨在刚看完《棉花》后写了篇叫《周浩做完〈棉花〉了》的文章，文章中提到，“熬了八年的老汤，怎么着也得是川味火锅，不是红汤，也得整个老白汤。但，没想到端上来的是广式温火煲，所有的料最终都融化在一腔暖和的液体中。”是不是在投入创作前，周浩就打定主意要在风格上有所变化？

“此前我其实一直有遗憾，因为片子本身不够激烈，如果片中每一个人物的点都够激烈，那一定更好看。”周浩说，“但我现在又觉得，平和的记录也没什么不妥，他们总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摘棉花的人，其实我只是随机找的人，平和地去记录他们的生活，以前我会认为，故事有激荡才成立，但是你没发现吗，我们有时候传达出一种状态、一种口感，这样的片子也是成立的。”

“如果《急诊》和《棉花》放在一起打分，我会给《棉花》打分高一些。”

周浩说，《棉花》之后，他可能在下次拍摄过程中去寻找更玄妙的东西，“能够有效抵达到观众内心，却又不易言表的。”

陈晓卿看过周浩的片子，曾经给过一个评价，他认为周浩做的片子“像是哲学家做的片子”，里边有各种“to be 和not to be”的争论。

所以，“纠结”也是周浩经常会发生的事情，随着片子里的人物接二连三的“命运多舛”，他对一部片子的态度和最终的选择也变得逐渐更加的谨慎小心。

“你回过头看我所有的片子，其实都带着忧伤的，你和我打过交道，了解我周围发生的事情，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谈不上特别乐观，也谈不上特别悲观，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依靠自己的谎言活下去的，当你了解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才能够真实快乐地活下去。”周浩说。

在接过金马奖杯后，从没“上过台”的周浩的获奖感言是这样的：“这片子做了8年了，还有蛮多的艰辛，特别是答应来陪我领奖的人，他们来不了，没有他们，就没有片子，也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