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多元化胜过单纯“好人好事”

早报记者 黄小河

上周，一场关于“传统媒体创新节目”的“头脑风暴”在京召开，围绕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的两档栏目《梦想改造家》和《少年爱迪生》，探讨了节目本身优势与不足，也提出了未来传统媒体制作节目多样化的可能性。

这两档节目一个着眼于老百姓的“住有所居”，另一个立足于青少年“科技创新”。

《梦想改造家》主持人施琰开场便调侃说：“节目组真的是用生命在创作，加入是白领造型，结束是屌丝状态。但节目组正是本着 无论你想登上月球，还是希望拥有一个马桶，都该被尊重 这样的理想主义情怀做了节目。”

《少年爱迪生》的制片人王宁觉得，《少年爱迪生》通过小选手们的科学梦想和科技成长故事，激活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给“正能量”正名

“80后”的李道德被誉为中国新生代建筑师的代表人物，在回国创建dEEP Architects之前，他在英国伦敦的Foster+Partners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是位蜚声国内外的建筑师。当《梦想改造家》制片人段红邀请他来参与节目时，他对“装修”和“真人秀”还很抵触：“建筑师一直特别避讳变成 搞装修 的。”段红为了说服他，一是把以往的节目内容发给他看，二是反复强调：“牛背山太适合你，随你弄，只是条件艰苦。”李道德百度了一下“牛背山”，发现“景色太美了”，于是接受了《梦想改造家》的收官任务——牛背山青年旅舍改造。

李道德出发前，得知牛背山刚出过惨烈的车祸，他们的目的地在山腰上，从村子到牛背山，开车还要3个小时的盘山道，他的太太劝他别去了，为了个节目不值得：“但已经答应了，而且面对的不是一个家庭，而是志愿者。”先把李道德震住的是一位志愿者：大雁。大雁是一位80后的残疾人，一侧的胳膊和腿都没有了，但大雁在上山的途中“不仅是领队还走得非常快”，“我们说， 大雁你比我们还厉害！ 他回身说了一句， 我比你们有优势，我三条腿！ 他这一句话对我触动特别深，真的感觉到这是久违的 正能量 ，自己身体残疾，却能以特别正面的态度面对生活，帮助他人。”李道德感慨地说。

志愿者都是年轻人，有些是公司职员，有些是高管，他们在一次旅途中经过了这个村子，“驴友多，但相应配套设施没有，很危险，刚开始他们没有寄希望于别人，自己组了个小团队做一些对村子有帮助的事儿。”节目播出后，虽然反响热烈，也有人说牛背山青旅改造得“太高大上”，李道德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建筑本身不应该只是满足基本功能的一个水平，它还需要有更多承载，“这个项目不是为了积累一个好作品做的，是为这些志愿者和村民带来一些实质的东西。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努力有一个持续正常的运营，而不是伸手等待援助。租一些房子，可以帮村民和驴友做一些服务，做环保、志愿者实习基地，通过经营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牛背山每年都吸引大量驴友徒步登山，当地青年旅舍确实设施非常落后，李道德与志愿者利用数字化逻辑对其进行了改造，旅社的外立面全部以竹材料为原料，设计成一个独特的“异形”结构，铺上瓦片的屋顶形状与大山云海交相呼应。“设计上不是难点，难点是外部条件，讲设计改变生活，之前更多改变物质生活，让你生活家居让你建筑更漂亮更完美，设计还可以从精神层面改变生活，通过设计感受对人性关怀的精神层面的提升。”李道德说。片尾，志愿者对李道德说，“可以拥抱你一下吗？”李道德欣然答应，羞涩不善言辞的小镇青年们顺势集体围拢将李道德抱住并抛向天空表达敬意。“《梦想改造家》让我重新对 正能量 有一个正面的理解。”李道德说。

好节目应该

提升“速度”和“锐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凡是东亚社会人口密度大的国家都会关注居住空间问题。他觉得《梦想改造家》的精彩之处在于“立足现实”。“不是干脆给一个房子就解决了，也没有创造性毁灭那么狠，既保留了房子的原来文脉，又在现实中间做一个画龙点睛的变化，这是对中等收入者最大梦想的实现。”

曾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中广中国之声特约新闻观察员宋晓阳在日本三年一直追看《梦想改造家》的日本同类节目，“上海居住面积非常狭小，日本人也一样，居住空间相对比较狭小，文化上某些程度比较趋同的两个区域，做这个节目有相同性，上海做了以后我觉得更像日本节目。”但她提出演播室的插入显得“夹生”，她认为，一个节目的承载是有限的，《梦想改造家》只是完成家庭的装修，更多的社会性话题它承担不了。

“日本借鉴其他国家电视节目当中最大特点就是本土化的改造要超出其他的国家，我们中国是利用世界上电视节目样态最多的国家，我们土壤没有那么好，当一个电视节目仅仅是一个脚本的时候我们就忙不迭地开始使用它。”宋晓阳说。

央视节目研发主任吴克宇同样觉得演播室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片子里人物是腕级的，从英国伦敦回来的设计师、演播室请来的人权威性在什么地方？不如他们权威，就不能坐在演播室给人家评价，非要演播室，开头结尾中间尽量不要打断，嘉宾我建议不要盲目找明星，请几个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或是角色人物来谈问题。”吴克宇表示非常喜欢北京那期节目，本身片子有悬念，比如没法上二层没有梯子，后来解开了这些悬念，“片子做得好就是有悬念有曲折，而且老太太那种性格刻画让人很感动。”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也谈到，节目从高度、广度、温度、深度、柔韧度几方面上都有所成就，还可以从“锐度”和“速度”上有所提升。“怎样让我们生活更美好，怎样努力给政府减负，多一点互助来解决问题，一定要有问题在里面，所以怎么提升锐度？我的建议就是想办法做成话题，而且做新媒体的链接，如果每一期能够提出一个话题，比如说四合院李淑英老人一家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古老城市最古老的老区，最难改造的老区旧城改造得怎么样？怎样用最节俭的办法解决旧城老百姓生存本质的问题？这个具有话题性意义，中国多少老城面临这样困惑，如果一个可以带动一片，这个锐度就可以提升；第二个是速度，我们比较依赖纪事和演播室的记录，还缺少对剪辑过程当中影像改造信息量加大，加快叙事的节奏，一分钟概念。单个的镜头或者段落绝对不超过一分钟。”

“不要流于表达好人好事”

“现在普遍电视节目家长不满意，学校不满意，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满意，连总书记都不满意，所以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这种情况下我对东方卫视出的这两档节目真是由衷的感谢。” 中国语文出版社社长、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称很喜欢《少年爱迪生》这个节目，因为“我们的孩子太缺这种东西”。

“其实文和化本来是两个词，有文不代表你有化，有文再化才能称之为文化人，我们做电视节目崇高伟大不缺，但是真正有文化吗，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这两档节目《梦想改造家》和《少年爱迪生》不能说化得很完美，至少化这一点做了非常有意义积极的探索。”王旭明强调说，教育不要流于表达一个好人好事，最美好的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

有数据显示，150多个国家统计幸福度，中国排在97位。为什么幸福度会排在中下？王旭明认为是因为中国人的“单一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他说，你到美国到东欧这些成熟的国家你去看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愿意上大学有愿意不上大学，有愿意盖房子有愿意流浪的，一种多元化的社会一定是人类化的社会方向。“总而言之，我觉得千万别变成好人好事，要变成 好人好事 注定它的生命不会长久，最后，让观众参与度更强一点，现在被动的接受恐怕远远不能吸引观众，至少观众需要一个参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