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之再定格

影君子

顾铮

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商店的橱窗设计美工人员，必须充分意识到商场的橱窗并不是只是商品的展示与宣传，更是在根本上要与国家意志的贯彻、意识形态的灌输、社会动员的实施等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商品宣传与政治宣传是要一体联动的。正在武汉美术馆展出的《为工农兵服务——武汉美术馆藏麻建雄捐赠武汉老橱窗照片展》，起源于麻建雄捐赠的武汉老橱窗照片。这批在时间跨度上居于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武汉老橱窗作品照片，恰好展现了武汉的一些商场橱窗在展示商品的同时如何展示意识形态的景象。这部分橱窗作品照片，给出了特殊历史时期里商场橱窗的另外一副面目。

这些橱窗里的商品陈列以及展示方式，必须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尤其是新时代的政治要求。它们既担负宣传商品的功能，又承载在某些特殊时期宣传新时代政治诉求的视觉传播功能。这种橱窗宣传设计，正如当时某位主管领导所说，要求从事橱窗设计的“美工人员应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自觉地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牢固树立政治、生产、群众三大观点，本着政治是灵魂，商品是主导的原则，多种形式的（地）宣传商品，把商品宣传与政治宣传紧密联系在一起，既为政治服务，又为经济服务”。（武汉市第一商业局王际清副局长的报告《巩固成绩 吸取经验 把商品陈列和橱窗宣传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963年11月30日），武汉市档案馆藏）。王际清在报告中还着重指出，这些橱窗最终必须达到“思想高度化，艺术硬度化，生活深度化，商品风度化，费用限度化”的标准。

通过对于由麻建雄捐赠的武汉老橱窗作品照片深入仔细地考察，可以发现当时这些橱窗设计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用于单纯的政治宣传的橱窗设计；二、用于单纯的商品宣传的橱窗设计；三、结合了商品宣传与政治宣传的橱窗设计。

在第一类橱窗设计里，由于需要传播意识形态与国家意志，美工师往往以具有强烈的视觉煽动力风格的图像来图解、宣传一些特定的政治口号，以此促成橱窗观众对于意识形态宣传与政治口号的接受与理解。这些橱窗的设计风格，比较明显地以昂扬、夸张的构图来吸引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具有纯政治宣传性质的橱窗，有时就是中央精神、党报社论的橱窗化展示，或者是一件具三维性质的宣传画。

在第二类橱窗设计中，由于具有明确的商品宣传目的，因此橱窗设计显得较为单纯。对于美工师来说，如何突出日用百货的商品属性，如何以喜闻乐见的橱窗设计风格来赢得行人（消费者）的欢喜并促使他们产生购买欲望，需要运用高超的视觉营销的手段。而这样的橱窗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了政治宣传的压力与负担，因此美工师的自由发挥度较大，对于他们来说，这同时也是一个努力探索商业宣传的可能性与展示自己的商业宣传专长的宝贵机会。相对来说，这些单纯宣传商品的橱窗给人的感受较为活泼，而且也较能感受到美工师的创意。创作于1950－1960年代的《一日之计在于晨》，主要宣传商品是台钟，橱窗前景堆满了各式台钟，但橱窗背景设计成农村田野，右边配有一只报晓的雄鸡，远处是东升的旭日以及高耸的烟囱。这些意象都让行人想到早起以及报时，而引申出来的视觉意蕴则是祖国大地朝气蓬勃、国家建设事业蒸蒸日上。

第三类橱窗设计，则是尝试如何把意识形态与国家意志通过结合了商品的宣传来达成其宣传与传播的目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结合”可能更具挑战性。因为其困难在于如何达成商品传播的世俗性诉求与政治宣传口号的“超越性”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美工师围绕商品来展开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通过巧妙的“构思”、商品的巧妙铺陈以及整体意境的设计，给出以物质来引导精神的视觉诉求。

由于这些照片是作为橱窗设计工作的记录与资料被拍摄与保存，因此文献性是拍摄时最重要的考虑。而充分的细节记录，则是照片具有文献性的保证。唯有充分的精确的细节记录，才能让我们在今天时过境迁之后，仍然得以充分考察当时美工人员设计橱窗时的构想、视觉语言与形式的运用与表达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水平。

与现代摄影史上将橱窗作为创作灵感来源的摄影家不同，这些武汉老橱窗作品照片的拍摄者以忠实再现橱窗作品为首要目标，因此所有这些照片在拍摄角度上都显一致，从正面取景以求最大限度地再现橱窗的整体面貌。而在夜间拍摄这些橱窗照片，则是考虑到橱窗的灯光照明效果此时最为稳定，因此摄影的光源有了基本保证。从画面看，这些橱窗照片的画面都消除了透视畸变，这可能与夜间拍摄也有关系。在人行道并不宽敞的情况下，夜间拍摄既可排除人来人往的干扰，也可使照相机与大型橱窗拉开适当的距离以克服透视畸变。所以说，这些充分地展现了橱窗内的各种细节的照片，其实是深思熟虑地考虑到文献记录效果的拍摄结果。唯其如此，这些照片才能真实地传达橱窗设计原作者的构想。这么说的话，其实这批照片也是中国商业摄影中的优秀之作。此外，这些具文献性质的照片的拍摄，也时时处处要求拍摄者排除自我意识，尽可能忠实地再现橱窗本身。

橱窗本身作为一种商品与意识形态的展现“框格”，已经成为了令当时行人（消费者）驻足凝视的第一次“定格”提示。作为一种固定框架形态的橱窗，是一种“定格”了的展示空间。而拍摄这些作为视觉文献照片的橱窗作品的摄影实践，则是对于已然“定格”了的展示空间的“再定格”。因为这一“再定格”的拍摄行为，人们得以将不断变换也是不断上演的特定时代的橱窗这个商业与意识形态剧目作了精准记录，使之存留永恒。而通过这样的“再定格”（记录）人们的社会实践，则为人们的城市记忆、历史记忆提供了某种重要保障。而照片的从记录到记忆的性质与形态转换，借助摄影的功能使之悄然完成。而这正是摄影的独擅胜场之处。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