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傲慢与偏见》撞上《轭下》

—— 王科一批校施蛰存翻译的伐佐夫小说

李勇

不久前， 在《文学回忆录》中看到木心说因为伐佐夫，世人不得不对保加利亚文学看一眼，没想到，上周日，居然在老西门文庙旧书市场邂逅伐佐夫小说力作《轭下》。

说来书缘有时是很奇妙的，那天，本来已经很幸运，先是早上七点半开市前，在文庙外面，两元一本的地摊上，觅得精装厚册竖排繁体“神”版《圣经》和郑克鲁新译本波伏瓦《第二性》。开市进了文庙，寻两个冷摊，从容闲看去。不想，没过多久便发现了这本《轭下》，其实，前封已无，扉页朝天，粉色雕像插图右手指处赫然钤一方红色小印，“王科一印”， 端正隶体，字字精神，心中暗喜；拿起细看，译者竟是大名鼎鼎的施蛰存，又一喜；略翻，蓝色钢笔批校之迹星布已泛黄的书页上，末页更有总评四则，落款“科一”，铅笔繁体书就，苍苍有古意，大喜。保持镇定，五元拿下，畅美不可言宣。

原来只知道施蛰存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小说健将，没想到还译过这么大部头的保加利亚小说。翻了翻陈子善老师为《施蛰存译文集》写的编后记，才晓得施先生晚年曾自喻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陈老师引施蛰存文集总序的话说：“1950年至1958年，是我译述外国文学的丰收季节，大约译了二十多本东欧及苏联文学，这些译文，都是从英法文转译的，只是为出版社效劳的工作，不能视作我的文学事业。”

不过，凡事难有一律。翻开这本1952年出版的《轭下》，施先生在“译者题记”中说：“一九三五年，在郑振铎先生所编世界文库中，见到沈雁冰先生拟译此书的预告，可是一直到世界文库停刊，还未见沈先生的译文，一九四六年，我忽然在上海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这个英译本（《轭下》）的1912年11月修订新版本，里封面上有沈雁冰先生的签名与印章，这必然是沈先生曾计划据以迻译的那个本子，不幸在流徙中散失出来的。我把这个本子买回家，一气读完了，就很想把它翻译出来。”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施先生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他就在1951年向文化工作社提出了这个计划，译完后顺利于1952年4月出版。可见，至少这本《轭下》并不属于施先生五十年代那些“只是为出版社效劳的工作”，倒是他一份积年夙愿的完成。

施蛰存译本《轭下》初版的1952年，这本书原来的主人和批校者王科一刚刚大学毕业，他何时批校的这个译本，无从知晓，不过，1968年，他就在“文革”受迫害含冤自杀，年仅四十四岁。批校《轭下》时的王科一无疑是很年轻的。在本书末页，他开列了施译的四大毛病：“一曰三多，多（这）、多（那）、多（就）；二曰语病——如（狗吠声更响地叫起来P306）；三曰遣字用词甚旧，如（大、空、展）；四曰诘屈咬牙的翻译腔甚多。”

还是看看批校实例吧。11页施译“她所能办到的只是高声叮嘱他小心些”，王改“她只有叫他小心些”。12页施译“马柯赶进马厩里”，王改“马柯赶快跑进马厩”。同页，施译“于是那人走近了些窗子”，王改“于是那人向窗子走近些”。17页施译“一点亮光也不从窗缝里透露出来”，王改“窗缝里没有一点亮光透露出来”。34页施译“那个大院子，当他们走进去之后，是非常之静”，王改“他们走进了大院，院里非常寂静”。39页施译“晚安，神父，克拉列岂回说，就关上了房门”，王改“晚安，神父，克拉列岂一面答，一面关上了房门”。59页施译“医生在向屋子里四周看了一下之间，吃惊地看见他送给克拉列岂的那件加里波的外套放在靠椅上。这个发现双倍地增加了他的恐慌”,王改“医生向屋子里四周看着，不多一会儿，看见他送给克拉列岂的那件加里波的外套放在靠椅上，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个发现加倍地使他恐慌”。65页施译“医生曾经有过一回扣除了七十二杯咖啡的账款”，王科一把“回”字改成了“次”，并在旁解释道，按原译极易读成“回扣”，说明他很注意断句炼字的细节。436页施译“别假惺惺的流这种鳄鱼眼泪了”，王改“别干这种猫哭老鼠的卑鄙勾当了”，并加按语说corocodile's tears译为猫哭老鼠较妥。以上只是他对施蛰存译本大量修改增删中寥寥几例，总的批校量不下几百处，如他在最后归纳的“三多”问题，单是被他划掉的“那 ”字恐怕就将近一百个。

不难发现，经王科一修改之处，确比原译顺畅了许多，也更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方平先生在《十日谈》后记中说王科一“是一位勤勉奋发、热爱自己的专业、而且已经作出了成绩的外国文学工作者”，这一点，凡读过其译作的人，恐怕都有同感。看了他也许只是拿来练习的对《轭下》的批校，更会认可这一点。

《轭下》1952年初版，由文化工作社印行，1982年再版，还出了“网格本”，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了银灰色护封布面精装版，属于“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一种， 都用施蛰存译本。因为好奇施蛰存看没看过王科一的批校、参没参考他的意见做过修订，本想找后出版本和我这个王批初版对照一下，可惜，复旦图书馆网格本、1992年精装本都没有收，可参照的仅有两本1982版，还分别保存在枫林医科图书馆和江湾校区图书馆，只好作罢。不过，想来施先生见到这个批校本的可能性不大，批校也只是翻译家王科一私下对同道的评骘，很可能不过是他从事文学翻译和编辑工作的一种演练。写到这里，忽然产生一个想法，如果出版社循脂批《红楼》或毛批《三国》先例，也出个王科一批校本《轭下》，不仅会成就文学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对施蛰存和王科一这两位海上翻译大家一种别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