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无情中的温存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未能设计出任何一种机制，能够像市场那样巧妙地将人性中的那些缺憾转变为孜孜不倦的社会创富动力。

方 钦

优秀的史学著作就应该像一部推理小说，从错综繁杂的史海资料中钩沉拾遗，条分缕析，依照一定的理论和逻辑关联诸多线索，层层推论，以求无限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代著名史学家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不仅持有如此看法，而且还身体力行，她的野心是要侦破史学界的“开膛手杰克”——资本主义的谜题：为何商业贸易存在了数千年，却一直要等到十六世纪才开始突破桎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引擎；为何古代哲人能够洞悉天地宇宙的奥秘，却难以解决最基本的饥饿问题；为何科学和技术不断发展，却迟至十八、十九世纪才能创造出惊人的成就；为何是西方而不是东方率先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为何是英国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首次发生了经济奇迹。

有关上述诸谜题的综合体，学者们曾给出过形形色色的名词，例如工业革命之谜，李约瑟之谜，抑或是大分流之谜，最为耳熟能详的自然是“资本主义崛起之谜”。不过这也是让学者最为头痛的用语。法国大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耗费心神尝试去厘清“资本主义”这个“词义含糊、不够科学和使用不当的词”，最后发现这个词一直要到二十世纪初，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在政治论战中开始流行起来。此后，“资本主义”一词便在不断增加新含义，直到最近皮凯蒂（Thomas Piketty）那本红得发紫的著作，仍在为其增添新的意义。

对史学家而言，一个名词拥有过于宽泛的含义和模糊不清的解释并非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可以将相关或不相关的史料，一股脑儿都扔进“资本主义”这口大锅里，去煮成稀里糊涂一锅粥。然而阿普尔比巧妙地回避了这样的危险，她没有纠结于概念定义，而是回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老太太用娴熟优雅的笔触将五百年间资本主义的新生与堕落、激情与疯狂、辉煌与黑暗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成就了一部有关资本主义兴衰成败的绝佳传记。

这就是《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一书的主题，“这本书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综合研究，而是回望我们现今的经济体制一路走来的脚印”。同时阿普尔比也在全书的开篇就陈述了她的主要观点：“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体系。”从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不是制度，不是名词，也不是概念，而是一些零散的行为方式，这些与众不同的方式被证明很成功，而且可以继续发展”。

从十六世纪欧洲列强海洋贸易争战，英国在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农业资本化的形成，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善与恶，德国和美国的崛起，垄断企业的出现，再到对非洲的开发和掠夺，萧条、战争、繁荣在资本主义世界周而复始，最后是二十一世纪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和2008年的大危机——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茫无头绪的历史线索之中，阿普尔比发现了一个共通的特征：每当资本主义现象出现之时，总有一种无形力量在侵蚀着社会旧有的秩序。

这是阿普尔比用来揭开资本主义崛起之谜的钥匙，她强调资本主义并非诸多物质要素的集合体，贸易、人口、军队或者地理环境等客观指标的改变，还不足以引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体系，它通过改变社会既定的道德观念和个人心态，颠覆了传统社会的秩序，“资本主义战胜传统秩序重要的一点在于让人们改变了关于基本价值观的想法”。资本主义文化释放了个人获取经济机会的能力，带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追逐利益的无情革命。

也正因如此，阿普尔比自然而然地推论：资本主义并非普世原则显现，而只是特殊的历史经验，“资本主义并非不可阻挡、不可避免，它也不是注定出现”。人心的变化就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步伐，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是让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错误。这场无情的革命还将继续，但不会按照既有的道路，经济的力量会得到不断修正和监控，使之变得不那么盲目。

其他暂且不论，至少这一基本论点的确道破了不少学者的盲区。长期以来，在标准化的学科训练下，社会科学研究逐渐转变为一种“唯物质论”：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可以量化的技术性特征上，诸如GDP、人均收入、贸易规模、资本存量、科技创新、行政能力、军事实力、瘟疫饥荒以及气候变迁等等，用作解释人类社会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确实，上述指标不可谓不重要，但要是说我们社会的兴衰仅取决于此，总让人感觉欠缺点什么。阿普尔比就敏锐地觉察到，贸易繁荣和资本主义的出现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便没有资本主义的地方，商业贸易也会继续繁荣，“因为资本主义不是贸易的延展”。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荷兰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客观物质环境的变化总能或多或少地引起人类社会的转变，但重要的不是转变本身，而是如何转变。就像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醉心于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一些证据表明西非的现代民主化进程和环境因素有很强的相关性，气温的剧烈变化引起粮食减产，饥荒中的人民因此反抗独裁政府，建立民主政府。但同样是非洲，同样是环境变化引起的干旱和饥荒，古埃及第一中间期的社会转型为何只不过是一批法老取代另一批法老呢？

阿普尔比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只有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时，才会缓慢地改变他们的行为……人们好像认为，因为经济关乎物质，所以只有物质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事实上，经济包含人类，他们没有想法就不会行动。”

人类社会不是机器人的社会，不是动物世界。当面对外在客观事态变化时，我们当然会有所行动，但不是盲目、机械地行动。人的行动背后必须有动机，即个人对外在世界的理解及其表达。正因为这种无形的非物质因素的存在，使得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在面对相似的外来冲击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导致截然不同的发展，乃至产生东西方文明的“大分流”。

阿普尔比将这类非物质因素称为“文化”，并以此来作为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没有资本主义文化，就不会有资本主义，这和选择资本主义做法不一样，而直到传统社会的主要形式被怀疑并且被战胜时，资本主义文化才出现”。英国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胜出，正是因为在其开放的知识环境、宗教纠纷、政治纷争以及经济现实主义的综合作用下，新的经济伦理夺走了古老身份社会伦理的阵地，使得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农业资本化、现代化的行政管理、鼓励技术创新的法律体制——成为可能，资本家冲破了旧有社会秩序的藩篱。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文化因素很重要，但它不是魔法，凭空就能改变现实。文化需要能够承载它的制度容器，才能够真正地影响无数个人的行动，改变社会发展的进程。就像阿普尔比称赞英国十七世纪特有的文化土壤、遍及各阶层的商人冒险精神和引领公众转变价值观的公共讨论领域，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动力。然而，倘若没有自大宪章时代便开始缓慢发展的产权制度的保障，十七纪的英国人会具备那种创新逐利的偏好吗？同样，如果不是内有桀骜难驯的贵族，外有强邻环伺，在相互制衡中艰难博弈的英国君主会容忍那样一个权力真空的公共空间存在吗？所以英国经验尽管是独一无二的，但绝非一种偶然。正是特定的制度演化，塑造了决定性的文化转变。

阿普尔比发现了解释资本主义之谜的线索，但她似乎并不愿意用某种逻辑自洽的理论去统领这些历史材料，而是依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性地进行解释。

例如她在书中开篇自认受韦伯（Max Weber）影响最深，因为毕竟是韦伯最早提醒社会科学工作者注意时代的精神气质对一个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但是当她批评资本主义文化的“贪婪”时，她显然站在了韦伯的对手——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立场上。其实韦伯早已澄清，贪婪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特质，贪婪之心古已有之，并非资本主义首创。

同时，阿普尔比还是半个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主义者，她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之间的亲和性。但是和熊彼特理论相悖的是，阿普尔比为这一过程附上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创新”是好事，“毁灭”是罪恶。

就这样，阿普尔比笔下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混合体：它是天使也是魔鬼；工业革命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新的贫穷；欧洲人开发了非洲也败坏了这片大陆；市场是发展的引擎也是衰退的元凶；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总也摆脱不了萧条的阴霾。

由此推论，一步一步地，一幕侦探剧最终慢慢地变成了一出黑色荒诞剧。阿普尔比看到了当年莫斯（Marcel Mauss）的忧虑，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剥夺了我们深埋在血肉和骨髓中的情感，其内在品质中蕴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阿普尔比并没明确说出未来资本主义会如何发展，但是她显然认为这场无情的革命必须得到强有力的修正和监控，方能符合社会的共同目标。

事实上，市场从来没有允诺过一个天堂。而那些备受指责的资本之恶——对弱者的剥夺、永无止尽的欲望、经济行为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也绝非资本主义所独有。早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在父亲的仁慈、君主的宽容、贵贱等级井然有序的前现代社会中，这些危及人类生存状况的现实就已存在，甚至更为残酷，只是其表现形式常常披上传统伦理那温情脉脉的面纱。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证明，君主也好、独裁者也好、威权政府也好，在提升人类社会福祉这一基本需求上的表现，都不如市场做得好。但是现代化的“陌生人的社会”中发生的一切经济进步所可能带来的温存，常常会被冷漠无情的金钱关系所遮蔽。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在温情脉脉的残酷和冷漠无情的温存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

回望资本主义已经走过的历史，答案似乎很简单。因为无论必然也好，偶然也罢，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套用那句熟悉的句式来说就是：市场经济谁也挡不住，你要么开门让它进来，要么看着它破门而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当然，这并不会妨碍我们痛斥财富爆炸式增长导致的贫富不均，将经济萧条的罪过归结为资本的“原罪”，并呼唤能够出现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权威来进行干预。归根结底这是人性使然：我们总是想要得更多。

但是再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奥秘所在。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未能设计出任何一种机制，能够像市场那样巧妙地将人性中的那些缺憾转变为孜孜不倦的社会创富动力。资本主义是不完美的，因为人性本就不完美。

在本书的结尾，阿普尔比重提当年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写下的著名论断：资本主义注定会失败。不过我们也别忘了，晚年的熊彼特曾经自嘲式地认为，这是他写得最糟糕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