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看病，最后的求生之路？

身体周刊记者 罗燕倩

实习生 刘炜杰

每天，来自中国各地的病人，挤满了中山、协和、南方等知名医院。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大医院是这些病人最后的希望，但当这里的医生对于他们的病情也束手无策之时，他们开始将希望寄于更为遥远的梅奥诊所、MD安德森癌症中心、麻省总医院等美国知名医院。

现在，越来越多身处绝境的中国患者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到美国知名医院求医，虽然价格不菲，但美国医院的前沿技术和人性化医疗服务，对于癌症、心血管病等重症病人来说，也许意味着破釜沉舟的最后手段。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癌症在中国的五年生存率是25％，而美国是68%。这也更坚定了人们奔赴美国的步伐。

任何一件事都是褒贬参半的，有人说“出国看病可以诞生奇迹”；也有人说“这是没有必要的挣扎”。然而用那些海外看病“先驱者”的话来说，“这是一条冒险与希望兼备的路。”

顶尖的医生和技术

28岁的刘艺（化名）已到摽梅之年，还未品尝生命的甘露，命运就残酷地为她锁上了病魔的枷锁——听神经瘤，发源于听神经鞘，尽管是颅内三大良性肿瘤之一，但是开颅切除手术中却面临着听力丧失以及面瘫的巨大风险。

“我还没有结婚，生命与美丽对我而言都无法舍弃。”像很多人一样，从上海到北京，刘艺开始寻找能够同时保住生命和容颜的医生，然而即便是国内顶尖的专家也只能摇着头说，“谁也无法给你打包票，我们只能尽全力做好手术，但开颅这么大的手术碰伤面神经在所难免。”

年轻的刘艺终究无法接受这样的冒险，结束了和医生短短5分钟的谈话，在医院走廊里，刘艺决定到美国寻找另外一种的可能。“既然手术方法是美国人发明的，手术材料是美国人制造的，去美国也许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齐军（化名）一家的选择更像是走投无路的结果。2012年，16岁的齐军被查出患有脑瘤，肿瘤被切除后，医生为其提供了两种治疗选择：要么选择接受放疗，要么不接受任何治疗。然而，放疗无疑会对齐军的智商、身体产生不可估量的副作用，不接受任何治疗则将面对肿瘤复发的巨大风险。这两种选择，齐军一家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母亲张女士出于不能放过任何机会的心理，决定孤注一掷，带儿子去美国看病。

其实，出国看病不仅在西方国家很普遍，在中国也形成一种新趋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国，寻求国内没有的以及更优秀的医疗服务。

身为国内最大的出国看病全程咨询与服务机构，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是唯一美国官方认证的正规机构，其创始人兼总裁蔡强表示，近年来寻求出国医疗服务的主要是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重症患者，以及眼疾、白血病为主的小患者。“我们的大多数客户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已经在中国内地寻遍了每一种治疗可能。”

对刘艺和齐军而言，去美国，他们要的不是一趟放松身心的旅行，而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不过从公开的数据上看，他们的确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身在美国，如果不幸得了癌症，活下来的机会应该高于中国。根据美国肿瘤学会的最新统计，美国癌症病人在2003年-2009年的五年生存率达到68%以上，比1975年-1977年的48.9%有显著上升。相比之下，中国肿瘤防治办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肿瘤统计年报》显示：中国癌症病人五年生存率仅为25%。两国癌症病人生存率如此悬殊，其中原因错综复杂。

在蔡强看来，这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美国医疗水平的先进程度，包括医生的医术、高质量的药物，也包括质子刀放疗这样的先进设备。

对此，美国联盟医疗体系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心脏病和心脏移植科前主任Gilbert H.Mudge博士分析称，每年美国GDP的18%都投入到医疗花费之中，中国则远远低于这个比例。

美国所有知名医院也都拥有强大的科研团队，一名临床医生每周可能有4天在实验室，1天在门诊。和中国的医生相比，美国的临床医生专业分得更细化，他们或许只看一种肺癌，而且是一种非常确切的某个基因发生突变引起的肺癌。“这样可以尽量保证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这种肺癌。”

质子束治疗肿瘤

果然，飞抵美国后，刘艺和齐军的故事有了完全不同的走向。

刘艺选择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就诊，原因在于该院拥有两台术中监测面部神经活性的设备，在手术中就可以监测面神经有没有受损，这样便可更有效地降低手术带来的风险。和主治医师见面后，刘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医生告诉她，据麻省总医院统计数据显示，在手术中使用监测面部神经活性的设备后，此类手术可以保住99%的患者面神经不受损伤。然而术前检查则发现刘艺颅内的肿瘤正在继续生长，如果不立即切除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由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脑外科与耳鼻喉科医生共同经历长达8小时的手术后，不但成功地切除了刘艺脑部的肿瘤，同时也未损伤刘艺的面部神经。术后，刘艺的母亲激动不已：“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三天，又在普通病房住了三天后就出院了，一个开颅病人一周之内拔掉所有的管子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真的是个奇迹。”

治疗就是如此之轻松。在国内，不可想象一个经历了开颅手术的病人不到一周就出院了，出院后的刘艺还和妈妈一起来了次美国东西部旅行才回国。她一度甚至怀疑是否为了加快病床周转率而让自己尽快出院，但手术后恢复之神速也令她坚信美国的医生的确做到了对病人的伤害减到最小。

齐军正值成长期，张女士不希望儿子的病治好了，却成了一个傻儿子，为了让孩子接受质子治疗，她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该院每年研究经费超过7亿美元，已产生了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早在1961年开始用质子束治疗许多良性和恶性肿瘤，在2001年开设了Burr质子治疗中心。麻省总医院有美国最大的质子束治疗中心，每年接待的放射治疗患者达11000个，占美国质子束放射治疗总量的60%。

质子重离子设备十分昂贵，至目前也仍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在质子治疗领域的发展则迟缓很多，上海今年6月14日才开始首例使用质子重离子射线为一前列腺癌病例实施治疗的临床试验，位于上海的质子重离子医院预计最快也要到明年上半年才能正式投入运营。

传统的放射治疗，比如X光在接触肿瘤之前先接触到人体的正常组织，每次治疗中正常细胞总是第一个遭到破坏，肿瘤后方的正常细胞也会遭到破坏。而在质子到达人体肿瘤部位之前它携带较低的能量，但当它到达肿瘤部位时可以快速达到峰值从而杀死肿瘤细胞，峰后的能量降低至接近于零。这样，肿瘤前的正常组织接收的放射量不到肿瘤所接收的放射量的1/4，而肿瘤后的正常组织几乎不会受到辐射。质子的这种特性使之成为杀死肿瘤DNA的专门武器，还特别适用于儿童。

来到麻省总医院Burr质子治疗中心候诊区的齐军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国内长期的治疗不但让他身体痛苦不堪，性格也变得内向起来，而Burr质子治疗中心看起来更像是个孩子的游乐场，儿童候诊区里的玩具和卡通海报立刻勾起了齐军蒙蔽已久的童心。Dr. Mudge解释到，因为质子中心有大量的儿童患者，所以院方特意为这些儿童做了候诊乐园。而为了吸引孩子，在一次治疗后每个孩子都可挑选一个小玩具。

医生为齐军制订的疗程为期3个月，治疗过程比想象中轻松愉快得多。齐军将治疗看成是选择玩具的“附件”，所以他很期待来这里做治疗。一个疗程结束后，他还得到了一次挑选大玩具的机会。

在这3个月里，张女士带着齐军从未排过队或是奔跑于各个科室之间，有一个专门负责日程安排的工作人员，在主诊医生的指令下，帮齐军安排预约各科医生、检查和治疗。而张女士只是下载了一个医院的App，登录后便可用手机查看诊疗的日程，随后按照指定时间去就诊便可。

千里迢迢来到美国，从化疗到质子放疗，张女士为儿子治病的花费将近40万美元。结束3个月的治疗后，医生对齐军的情况表示乐观，最后一次全身检查显示复发的可能性降到了10%以内，回国后只需定期复查。两年过去，病痛和治疗都没能在这个青葱少年脸上留下印记，齐军的脸上再次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国内没有的抗癌药

除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对于癌症这样狡猾的敌人而言，处在生物医学技术最前沿的美国顶级医院，的确拥有更多的武器——最新的抗癌药物。

每周，蔡强的办公桌上都会摆着一张罗列了上一周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最新上市的药物清单，往往其中的一项药物就成了拯救危重病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蔡强表示，在生物技术最前沿的美国，药物每天都在更新，在顶级医院里，每天还有最新的药物试验在展开。而一个新研发的药物想要进入中国，大概在5-8年间甚至更长时间。

蔡强举出这样一组数据：青霉素，1928年在英国研发成功，1944年美国开始在临床上正式使用，而国内的患者直至1953年才得以在临床上运用。全球唯一的宫颈癌疫苗2006年在美国上市，至今已在160个国家上市，所有澳大利亚的女孩子在校期间便已免费接种该疫苗，可它至今未能进入中国。《南方周末》报道：“从2006年-2012年因没有注射该疫苗有21万宫颈癌患者死亡。”蔡强感慨道，“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因为不能获得那些最新的药物，不知道有多少生命因此消失。”

罹患肺腺癌的王先生认为，2012年9月10日对他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

在美国麻省总医院（MGH）肺癌中心，王先生见到了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肺癌治疗指南委员会主席、制定国际肺癌治疗指南的最高权威Azzoli教授和ALK基因突变的发现者Shaw医生。最后基因检测结果提示王先生的肺癌存在ALK突变。两位专家均建议他使用针对ALK的最新药物Crizotinib进行基因靶向治疗，并且停止了化疗。这项药物发挥了效用，随后的两个月中，王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肿瘤逐渐缩小。同年11月1日，王先生回到国内，只需要在上海定期复查。

“像王先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蔡强表示，如可口服的丙肝特效药索非布韦（Sofosbuvir）早已于去年12月6日经FDA批准在美国上市，这种药物是首个无需联合干扰素就能安全有效治疗某些类型丙肝的药物。临床试验证实，针对1和4型丙肝，该药物联合聚乙二醇干扰素和利巴韦林的总体持续病毒学应答率（SVR）高达90%；针对2型丙肝，该药物联合利巴韦林的SVR为89%-95%；针对3型丙肝，该药物联合利巴韦林的SVR为 61%-63%。值得一提的是，索非布韦的临床试验还包含了一些丙肝合并肝硬化的患者，疗效也比较显著。

另外一个针对晚期黑色素瘤的特效药易普利姆玛（Ipilimumab）于2011年3月就在美国上市了，这是近30年首个被证明能延长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生存的药物。就在上个月，名为Pembrolizumab的新药在美国上市，它是首个获FDA批准的PD-1抑制剂，也成为其他治疗无效的黑色素瘤患者唯一选择。

9月25日，来自湖南的俞女士飞赴美国便是开始接受Pembrolizumab的治疗，这是她最后的希望，但俞女士也相信就算无力回天，她也会认命，至少不会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