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共产党，“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台湾作家蓝博洲，从27岁那年起，开始接触到那段尘封于地下的台共党人历史。

1993年12月，六年寻访后，33岁的蓝博洲终于在台湾嘉义一处县道公路旁，找到了那座被荒草与时间遮蔽的矮小坟墓。此墓建于1968年，葬着一家三口，碑文显示：“张公梗、季氏沄夫妇附男杨扬。”

3个月后，蓝博洲用一本书来介绍这三个名字：原名张梗的张志忠是中共在抗战后派往台湾组建中共台湾工委的四名党员之一，曾批准当年的李登辉入党，44岁时被国民党政府枪决；出身南通富户而投奔革命的季沄，29岁时殒身台湾，尸骨至今下落不明；而他们的儿子杨扬，3岁后没见过父母，21岁时被发现自杀于台北一家小旅馆。“没有人会想到，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吧。”在《台共党人的悲歌》的结尾，在全书依靠档案、文献、口述、回忆录的对照呈现之外，蓝博洲终于感慨了一句。

初稿完成后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随着新材料的披露、新的当事人采访，以及作者对“二二八”事件、“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调查的深入，《台共党人的悲歌》前后修订、增补了6稿。2012年在台湾出版，今年7月大陆版面世。“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沉没于黑暗之中。”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序言中写道。

1987年初，蓝博洲开始为这些名字正名时，台湾尚未解禁，在《台共党人的悲歌》初稿中，他以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句子表达期待：“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而20年之后，台共党人仍是“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在台湾，无论蓝绿的历史叙事中他们都下落不明：一面是国民党统治的直接反抗者，而另一面，其反抗行为的理念与愿景，却无法被吸纳为民进党“台湾人的台湾”的叙事资源。而在大陆，在二战与冷战影响下的地缘政治想象中，学界似已习惯台湾似是而非的位置，比如台湾现代史总是身份尴尬地另辟一章；至于民间，如今则更乐意以“民国遗风”或“好山好水好人好小吃”理解那个他者般的对岸。

“把握这段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中国大陆年轻一代来说，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台共党人的悲歌》新书发布会上，汪晖说。他期待本书在情感上、知识上、思想上能突破“双战”带给两岸的隔绝，“发掘这段历史，不但是对先烈的纪念和致敬，也是今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思考突破双战构造的方式的可能性。”

“杨扬之死”的多种讲法 最早讲述杨扬之死的是作家柏杨。1968年1月26日起，他连续三天在台湾《自立晚报》专栏发文，记述他为这个自杀青年处理身后事的情况。

遗书里唯一的要求，是让华南银行董事长刘启光为其火葬。虽地位悬殊，但杨扬行状颇为张扬，动辄“刘启光小子”，且透露刘与其父张志忠相识，只是“吾父被执法后，该小子从未到过我家，料想为我花一点钱也不感到心疼才对罢！”

对刘启光，柏杨笔法春秋。他与检察官上了刘家，刘夫人虽一时口误“不像他的字迹”，却又否认相识；而刘启光首个电话里以“打秋风”作了定论，当晚却再次致电柏杨。如果柏杨那个时候没有在巷口与人下棋，或许还能解开些许杨扬故事的谜团，但当刘启光听说柏杨不在，便匆匆挂了电话。

柏杨并没有揣摩这名早年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如今的金融巨鳄的内心戏。相比追究事件中的扑朔迷离，他更忙着抒发青年早逝的感慨，接连发表《杨扬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时想不开》三篇文章，“他如果死前跟柏杨先生联系联系，听听我吹吹大牛，或许现在正活蹦乱跳地追女朋友矣。”

杨扬及其父与刘启光有何交往过节？1995年，原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少将主任审查官”谷正文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出版，这名曾参与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国民党高级特务头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杨扬。

1949年末，谷正文曾亲手逮捕了杨扬的父亲、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谷正文用了大量笔墨演绎杨扬与刘启光的关系。在他描述下，长大的杨扬沾染了逃学、抽烟、喝酒、赌博、偷窃、嫖妓等“一身恶习”，欠下外债累累，而凭借父母临刑前在他衣领中缝入的一封写给刘启光的密函，他屡屡要挟刘以索要钱财。但几次之后，密信被刘启光毁去，穷途末路的杨扬因负债过多而自杀。

这种说法引起了作家蓝博洲的质疑。在《台共党人的悲歌》中，他给出了另一种说法：曾与杨扬及季沄同一个牢房的难友许金玉介绍，杨扬服兵役时贪图轻松，希望转去做文书工作，因此掉入国民党圈套，被派去大陆做情报工作。得知消息后，父母的老难友们力劝他不可行，乃至边说边哭，“他知道问题严重了，可不知怎么甩开问题，很痛苦。后来，他就没再来找我们。”

刘启光本来可以再给出另一个讲法：当张再添从嘉义赶来台北收殓唯一的侄子时，检察官也要求他一同拜访刘启光，刘启光私下请他单独来华南银行聊聊。但两个月后，刘就带着秘密去世。因此于张再添，他所能解释的部分，不过在柏杨问及为何父亲姓张儿子姓杨时，他解释杨扬的祖父本姓杨而入赘张家，杨扬从祖父姓。

当然，1960年代，面对柏杨的张再添不得不有所隐瞒。在当时环境下他无法公开，他的哥哥张志忠是一个不得不多次改名易姓的地下工作者，在户口本上用的名字叫杨春霖。事实上，杨扬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张思中。

这个名字没有被忘记。1967年12月底，杨扬给张再添写了最后一封信，流露了诀别之意，他给叔叔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闭目沉思 中国 的一切，我热爱它。”

开掘埋藏的台湾现代史

杨扬的故事到此为止，但是，杨扬到底为什么要自杀？

“我没办法讲得太清楚。”蓝博洲说。他在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杨扬要被国民党派去大陆做敌特工作，内心矛盾而无路可走，只能自杀。但本书台版出版后，有读者发现，杨扬平日里给叔叔的信件，字迹与最后的遗书相差甚远，因此怀疑杨扬并非自杀，而是被杀后捏造遗书，以此钓鱼刘启光。受此启发，蓝博洲找到法医朋友，希望重新调查杨扬之死，但得到的回复是，这么多年前的案子，基本没有可能了。

“我追查不下去，所以我不能讲明他是他杀还是自杀，因为没有证据，只能讲到他没有路走了。”蓝博洲说。

被历史的迷雾所笼罩、拼尽全力也无法突围，在蓝博洲追寻被遮蔽的台共党人的20多年里，这种感觉他再熟悉不过。然而张志忠一家的故事，在他看来仍是其中最艰难的一个。“一方面是全家都已经去世，没有直接的当事人讲述；另一方面，张志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地下工作者，隐姓埋名，非常低调，几乎没有照片留下来，要找到他的事迹非常难。哪怕是国民党的档案里都有不确定的地方。”蓝博洲向早报记者介绍。

张志忠原名张梗，1910年出生于台湾嘉义一户赤贫农家。与1920年代的许多台湾学生一样，10岁的张志忠在大陆读中学，并开始投身学生进步运动。日据时期他一度回到台湾宣传、发动共产主义运动，被捕后通过装疯卖傻被遣送还乡，后伺机脱逃前往大陆参加抗战。

抗战胜利后，张志忠携新婚妻子季沄秘密回台，参与组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担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的工作。“二二八事件”后，张志忠接管东石乡的拘留所，释放犯人，并继续组织嘉南群众武装斗争。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被捕，数次坚决拒绝蒋经国劝降，于1954年3月被执行枪决。

当时中共派遣来组建台工委的共有4名党员，在1950年前后全部被捕，张志忠不屈而被杀害。“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与低潮，恰恰是从张志忠抵达台湾而展开，并以张志忠的牺牲为结束。”蓝博洲感喟。

更让他感慨的是，这样一个台湾战后史中的重要人物，资料却惊人的稀缺。上述看似简单的人物小传，是蓝博洲在历史的空白之处，一个一个细节亲手抠出来的。除了对亲友、事件相关当事人的直接采访，以及他们提供的信件等一手材料，为了还原、充实张志忠与季沄的生命史，蓝博洲大量使用了各类档案文献、回忆录等。不仅有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也有基于不同立场的单方叙述，如一个侦探。蓝博洲将搜罗来的证据逐条罗列并比照，抽丝剥茧，结合具体情况，推出最合理的可能。

比如张志忠的被捕时间，哪怕是逮捕张志忠的谷正文，或国民党安全局、调查局等的报告中，说法也并不统一。蓝博洲将说法一一罗列，根据信源的可靠程度进行分析与排除，又根据季沄在狱中的家书所提到的时间，最后判断是1949年12月31日。

季沄的家书，是整部《台共党人的悲歌》中最少使用材料互证的部分，对待材料严谨到近乎苛刻的蓝博洲，似于此放松了下来，展现了难得的柔软。季沄1921年出生于南通一户银行家庭，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就读于暨南大学的她加入了地下党，1946年被组织派往台湾工作，1950年被捕后牺牲，年仅29岁。季沄在狱中与张再添的妻子多次通信，信中这名共产党人的着眼难免婆妈，从小孩穿衣吃饭，讲到家当洗晒处置，充满着对生活细节的关照。甚至还给南通父母写了家书，赞台湾环境好、气候好，“大人们如有游兴，将来可来观光。”

在蓝博洲看来，季沄这样的女性，走上革命道路的选择是与整个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个人生命的悲剧性结局，恰恰是历史决定的宿命吧！”

“我撞见的历史

和别人不一样”

很多人通过蓝博洲的文章，第一次知道了台共的地下活动，知道了“二二八”不等于白色恐怖，更知道了在中国的解放运动与现代进程中，台湾并未排除在外。以导演侯孝贤的说法，蓝博洲是先驱，他用过一个更为著名的比喻形容蓝博洲：“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

在侯孝贤筹备《悲情城市》期间，因为读到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梁朝伟所饰的老四文清的命运，一个知识青年可能在那个时代所遭遇的一切，径从那段模糊微妙的台湾史中落地。

但在作家本人，长时间独自与历史的雾障搏斗，他感到的不仅是孤独，还有自我怀疑。小时候他就老思考一个问题：“我的脑袋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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