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宝鸡访石鼓山

商周两大王朝更迭这一风云际会的时刻，在考古中究竟会是什么面貌？今天起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青铜器展”或许会给出一些回答。《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程赴陕西宝鸡等地就此进行了走访。在考古报告尚未及发表之时，考古学者们分别根据自己的考古工作和研究经验，讲述了他们在目前这一阶段对石鼓山墓葬的认识。

韩少华

11月12日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展”将展出自2012年以来在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发现的两座墓葬中出土的商周时期150余件青铜器。

石鼓山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区渭河南岸。自198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2012年3月、4月，两次出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6月又发现了一批青铜器，随即组建了考古队，在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同时，进行考古调查、钻探。在全面勘探的基础上，于2013年8月至12月对墓地进行了发掘。

在2012年和2013年的两次发掘中，分别清理的M3、M4（即三号墓和四号墓），均受到公众极大的关注。为什么平均一年一座墓葬的考古工作，会如此引人瞩目？对于仅仅两座墓葬的考古发掘能让我们对周代先民的生活习俗增加怎样的认识？商周两大王朝更迭这一风云际会的时刻，在今日的考古发现中究竟展现出什么面貌？

心头挂念着以上这些疑问，《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来到了陕西省宝鸡市。

宝鸡的地里能长出青铜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留着一口长髯，见到《艺术评论》记者时，他先拿自己开涮“我王胡子是考古圈有名的臭手，往往是只要我一到工地，就不仅出不了青铜器，连大陶片都不出了。”由他担任领队的石鼓山M4的发掘，则不仅发掘出了青铜器，而且还一点儿没见盗扰的痕迹。尽管已到了将退休的年纪，自承“对挖青铜器的欲望也不高”，王占奎在言谈中仍难掩眉梢上的喜色。他告诉记者：“别地儿的地里长庄稼，宝鸡的地里面长青铜器。”

地里面能长出青铜器，这个比喻夸张吗？试想在西周时期，宝鸡所在的关中地区属周王室的畿内，畿内没有诸侯，但贵族的采邑遍布，方十里即可为一族的采邑，某一采邑之下或许还会有再分配给家族子弟的更低级别的采邑，更不论在先周时期从西北的陇山两侧进入关中的西北文化的族群以及从西南经大散关而来的巴蜀文化的族群，他们在关中定居最后或许与姬姓周人渐渐趋于融合，终于成为足以灭亡商朝的强大力量。在土地面积如此有限的关中地区却发生过如斯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变迁，今日关中六百里沃土之下，一定蕴藏着青铜文明时代的丰富堆积，就可想而知了。

于海外游历访其博物馆的中国青铜器收藏时，中国的参观者也往往能发现其展品标签上对于出土的标识十之八九会写着“宝鸡”，或写“宝鸡凤翔”，或写“宝鸡扶风”，或写“宝鸡戴家湾”。流于海外的宝鸡出土青铜器恐非今日一张列表能穷举，而海内青铜器收藏之重镇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亦举目皆是出自宝鸡的钟、鼎、簋、卣、壶、尊、彝、盘。甚至于晚清四大国宝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都出自于宝鸡（毛公鼎于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原藏陈介祺、端方、叶恭绰、陈咏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散氏盘传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先藏扬州徐氏、洪氏，乾隆年间入内府，咸丰初复流入嵩文仲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盂鼎与虢季子白盘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驱车自西安赴宝鸡，一路向西，下高速往宝鸡市文物旅游局，要再折返向东，遂途经斗鸡台。久居江南之人，无法想象关中地区层层土台的自然地理风貌，从下往上看，似乎是要攀登一座丘陵，拾阶而上才发现登上的是一座天然的土台，台上依然是一派沃野。这是天然的防御工事，用占卜之士的老话说叫“风水好”。斗鸡台是十里铺地区和戴家湾一带的泛称，大约北以塬坡为界，南临渭河，西起刘家沟以西，东至杨家沟，为东西略长、南北稍窄的北坡下的二阶台地。

斗鸡台的风雨

今之宝鸡，即昔之陈仓，一般以为陈仓城分为上城和下城两座城池，上城即是秦国历史上著名的都邑——汧渭之会，即汧河和渭河的交汇之地，也被认为是今之戴家湾地区。《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曰 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诸侯。 乃卜居之，占吉曰，即营邑之”。秦文公四年时（公元前762年）在汧渭之会营造都邑一般被认为是宝鸡市的建城时间。

斗鸡台上原有陈宝祠，始建于秦文公十九年（公元前747年），《史记·封禅书》中记：“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城北阪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于1930年代来此作田野考察时还曾住在祠内，并于1948年出版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中论及“（陈宝祠）以现在的祠堂庙规模而论,可谓平淡无奇,一无可取。但就寺庙的历史而论,则又极不平常,值得大书特书。第一,此祠在我国古代的神祇祀典中,恐为最富于浪漫色彩的一个。第二,此祠在海内古神祇中，除天、地、龙王之类，似建立最早。第三、此祠自秦文公初建至现在，虽史料残缺，不尽可考，然其间存续之迹，大半可辨，享祀之久，海内无二……然则所谓 若石 ，所谓 陈宝 ，原不过 流星 、 陨石 特神乎其说也”。陈宝祠在当年香火已不旺，但尚且有三间窑洞为庙，1970年修西宝复线时则终被拆毁。

苏秉琦从1934年起在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这次考古发掘也被视为陕西考古发掘的“第一铲”。苏秉琦此后在回忆那段经历时，认为那时中国的考古事业刚刚起步，远古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不清，“至周秦二民族初期之文化，则古书所载与之有关之史料，数量极少，无参证比较之余地，真伪正纰，无法核定。且意义暗昧，颇多难索解处实为学术办之最大缺憾”，因此由国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联合组成了陕西考古会，选择地点，实施考古发掘，以解决上述之问题，考古会根据北平研究院的徐炳昶等先生在斗鸡台戴家湾的调查，以及党玉琨在斗鸡台戴家湾的盗掘线索，把发掘的重点放在周秦“二民族之都邑及其附近”，因为他们认为，“一民族都邑附近，颇难任他民族之势力逼此处”，文化特点比较突出。斗鸡台地区不仅商末周初的地位相当显赫，而且是秦人受封享国后的都邑所在地，所以，经过反复调查和筛选，他们就把发掘地点选在了斗鸡台戴家湾村的陈仓古城遗址附近。与陕西省的考古研究者聊斗鸡台，他们即先言“苏公”，再提及个名字“党玉琨”，而与斗鸡台一带的老乡聊天，则不闻“苏公”，只得“党玉琨”了。

军阀党玉琨是与靳云鹗、孙殿英齐名的民国“三大盗宝枭雄”，他曾说：“古董为天下之宝，以之馈赠，可以讨对方欢心，以之出售，可换回枪支弹药。”在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中，当地的农民透露，在党玉琨盗宝之前，每逢雨季，戴家沟东西两侧的坡体经暴风雨的冲刷剥蚀，常有“宝”暴露在沟沿的断壁上，农民在犁地时，也常常发现文物，这些出土的宝物多被卖到了凤翔。古董店铺是党玉琨经常光顾和猎取文物信息的重要场所。1927年秋至1928年的春夏之交，党玉琨征发宝鸡、凤翔、岐山等县的民众上千人在戴家湾持续进行了半年之久的大肆盗掘文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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