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居该如何运营

早报记者 陈诗悦

10月17日，位于上海市陕西南路39弄93号“日月楼”的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下称丰子恺旧居），因底层居民的反对而被迫暂停开放。四年前，丰家后人以己力买下丰子恺旧居的二三两层，向公众展陈一代漫画大师生活创作的场所和留下的印迹，彼时才刚刚兴起的“民办公助”这一形式也为名人故居的运营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短短数年，这一模式未及普遍推广，丰子恺旧居便已关闭，令人扼腕。

有业内人士指出，丰子恺旧居一事，有其特殊性，但也有普遍性，因共享一栋楼而产生的邻里纠纷看似是致旧居关闭的主要矛盾，但事实上，诸多散落在上海各处的名人故居都存在资金不足、产权不明、无人经营等尴尬境况。作为一个承载过丰厚海派文化、聚集过无数文化名人的城市，如何将这些宝贵记忆留存，就不只是解决一两桩邻里纠纷这样容易了。

民办博物馆门槛高

“民办公助”，指的是以群众为主体兴办社会事业，政府给予一定资金支持的一种建设模式。2008年，丰子恺后人出资350万元，回购了“日月楼”的二三两层，将其辟为丰子恺旧居的展览区，并于2010年免费对外开放，展出丰子恺生平、绘画、文学、艺术、译作和书法等，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维持起了一个公众场所的开放和运营。

然而与民间力量的一腔热情形成对比的，是向政府申请补助时遭遇的重重问题：今年上海市文物局收到审计部门通知，包括丰子恺旧居在内的几家单位未通过审核，将不予发放扶持资金，并暂停其三年的申请资格。

早报记者从上海市文物局博物馆处了解到，自2011年开始，政府每年投入1000万元资金扶植民办机构，而审核方面则要求民办机构为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做出贡献，比如免费开放、在博物馆日进行社会服务等，以此为标准来发放资金。

这一补助资金的目的，是希望借此规范民办馆的发展，通过政府补助提升服务水平，然而这似乎陷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无头公案中，口碑颇佳的丰子恺旧居一直未能登记入案接受补助的原因就是：不够规范。旧居既没有专门的会计，也没有专业的业务人员，去年8月，珍本《护生画集》被盗，也反映出旧居管理存在问题，事实上尚不具备开放的条件。而这绝非个案，市文物局博物馆处的副处长施彤坦言，扶植政策运行三年来，效果并不理想。

除了自身的管理水准不达标以外，严格的民办博物馆设立标准也是阻拦民办馆“登堂入室”的一堵高墙。记者从相关单位查阅了2014年最新修改的《民办博物馆设立标准》，其中就包括以下几条“硬条件”：

第一条：展厅（室）面积与展览规模相适应，且不低于馆舍建筑面积的40%和不低于400平方米，展厅（室）适宜对公众开放。

第二条：具有与办馆宗旨相符合、构成展览体系的300件（套）以上藏品及必要的研究资料。

第四条：具有必备的办馆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流动资金最低限额为100万元人民币。

尽管第二条规定的300件展品对依托历史建筑、故居、旧址、遗址等不可移动遗产的博物馆放宽了限度，但400平方米的展厅对于大多数名人故居来说都是很难达到的标准。

巴金故居的执行副馆长周立民提及两个曾经参与筹备的课题：陈望道故居和梅兰芳故居，他当时觉得无论从爱国主义教育还是文化保护的角度来说，这两个故居都是非常有意义且典型的，但最后都因为不符合建馆条件未能成行，“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比如只要故居是原真的，可以先开放再公开征集文物。一旦开放故居，可能就会有人把家藏的旧东西捐过来，所以，我觉得在尺度上可以灵活一些。”

资源正在流失

“上海其实是一座幻觉之城，是建立在文学、电影等各种形象之下的伟大城市。”周立民认为，“然而百乐门的莺歌燕舞、左翼作家联盟的激扬文字、霓虹灯下的旗袍与革履，在不同的叙事语言中不断被建构丰满，这些恰恰是这个城市的灵魂，而我们正在失却。”

老房拆迁、挂牌却不开放、异地新建放上假文物……名人故居面临的现状远不只是一个政策文件这样简单。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告诉早报记者，徐志摩的旧居早因沿高架最外侧而被拆，现在看到的并非原建筑。

位于湖南路的赵丹故居在公寓三楼，两边都是人家，远复杂于丰子恺故居；常德路上的张爱玲旧居，仅仅挂了牌子，却始终闭门谢客。

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独门独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又得到上海市作协的支持，算得上近几年来上海滩上名人故居运营的一个典范。周立民却觉得仍有遗憾，因为处于淮海坊59号的老房子其实是巴金另一座非常重要的故居，《秋》、《寒夜》都在此创作，并且这里是当时文人聚集沙龙的地方，汪曾祺、黄裳、穆旦等人常常于此活动，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那儿是挂了牌子的，我担忧的是，现在许多小店铺开进了淮海坊，成了一片商业潜力区，会改变区域风貌，现在那里已不是我一两年前见到的样子了。”

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乐融也表示赞同，“故居的保护不应只是一栋房子，还应有其附带的环境。”他特别提及天津市在处理梁启超的饮冰室旧居时，专门开发了一片区域，将商业、历史、保护相融合。

而另一个让专家学者感到担忧的情况是：上海的名人都被老家“抢”走了。地处陆家嘴繁华地带的吴昌硕纪念馆，并非其故居，只是友人的住所，而真正位于陕西北路的旧址则十分寥落。周立民提及此，总觉得有些“丢人”，“我去吴昌硕的老家湖州参观吴昌硕纪念馆，面积很大也挺气派，他们的负责人跟我说还计划建一个更大的。这几年江浙一代都在造名人纪念馆。”

可否整体运营

反观丰子恺旧居被迫关门的事件，因历史遗留而产生的产权问题，没有合适的规则标准将其纳入体系，似乎使其成为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积极的修改方案也在推进当中。

早报记者从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施彤处了解到，在已经完成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上海的所有名人故居都已被记录在案，之后，他们将会利用名人资源做一些宣传普及工作。而针对丰子恺旧居的现状，她提出了几点正在协商中的措施：

首先，利用周边社区文化中心的空闲场地来做临时展览，将原故居中的展品集中到社区。

其次，利用新技术以网络而非实体作为载体展陈，将会请人将房子“扫描”，放到区文化局网站和文广局网站上，而这种载体模式，可将诸多不符合民办馆设立条件的馆都纳入数字博物馆的体系。

数字化展陈这一方式确实能让名人故居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可是陈子善仍然觉得参观名人故居，讲究的就是那种实地的氛围，所以如何扶持现有的名人故居，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周立民提出，是否可以实行多元化的运营模式。他提及筹备中的柯灵和张乐平故居，由街道出面邀请商业单位出资运营，不失为一条新路。另外，还可以建立民办名人故居的基金委员会，以此来吸引民间融资。

“我们还应该破除一种旧有的教育理念，就是目的性太强的办馆模式。我们办馆不能总是以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种高高在上的教育姿态来面对观众，这种思维更容易把文化本身的魅力给挡住。”周立民认为，大而全的博物馆、纪念馆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已经饱和，现在应该多办小而精的展馆，符合上海本身的地域特色，这种多元化也容易打破现在陈旧的局面。

上海已整理出一百余处名人故居，在经过研究、保护之后，能否建立起统一的管理运营标准？而在宣传推广方面，能否学习北京经验，以联票形式将名人故居拧成一条绳，推广故居文化，从而建立起一个以名人故居为载体的良性生态？这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实习生王心怡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