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是理解密乘的不二法门吗？

众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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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魏德迈（Christian K. Wedemeyer）刚出了软皮本的新书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这个标题其实有几种可能的译法。首先，“make sense”在字典中指的是“找出其中的道理或条理”（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换而言之，可译作“解读”；当然，既然我们假设密仪文献不应该被当做迷信或禁忌而弃之不顾，而是当做可以被理解的一种宗教体系，那么“解读”本身就是一种“去妖魔化”；再进而，如果我们想从对密仪文献的不断解读中找出它对宗教史、宗教学、哲学乃至认知科学本身的正面价值，那么当然“解读”本身也就是“正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沈卫荣老师在《上海书评》（2014年10月12日）中选择的译法，非常入理。

但是，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翻译“怛特罗佛教”（Tantric Buddhism） 。“怛特罗”（Tantra）这个梵文词，汉文中其实找不到一个直接与其完全对应的词，以至于日文中也没有对应的日汉语词，只好将其音译为 。（相关讨论另见沈卫荣：《关于密教的定义、历史建构和象征意义的诠释和争论》，收入氏编：《何谓密教？》）。唐宋译经是径直把 “怛特罗”译作“经”，虽然仅就字面意思而言，也许译作“纬”更为合适（佛典中也偶尔会用“仪轨”一词来翻译Tantra，但是“仪轨”更主要还是对译表示“行为准则、行为方式”的梵文词汇，如vidhi、kalpa）。一个现代学术中常采用的处理方法是：既然藏文将“怛特罗”译作rgyud（连续、传递），而藏文rgyud对应的汉字是“续”，故可将所有的“怛特罗”都对译为“续”。但可想而知的一个困难是，“续”在汉文中不但没有任何“怛特罗”所代表的意味，而且它在“三相续”、“相续流转”、“念念相续”等汉传佛教词汇中，对应的是另一系列与“怛特罗”完全不相干的梵文词汇。

沈文中采用了“密乘”一词，这个词在西夏藏传佛教文献中出现过（可见沈文所引），另外，在不空、金刚智、施护、法护等人的译经中也出现过几次“秘密乘”或“金刚秘密乘”。在元代的《历代佛祖通载》中，“密乘”被用来特称藏传佛教（如“世祖……大弘密乘”，它或是gsang sngags theg pa的译语）。不论是“密乘”、“秘密乘”、“金刚秘密乘”（也许还可以加上“瑜伽教”一词），它们所指的都是以怛特罗文献为主的佛教形式，和开元三大士之前汉地所流传的密咒、曼荼罗和各种仪轨等等基本无关。在这层意义上，沈文用“密乘”来翻译标题中的“坦特罗佛教”是非常贴切的。

虽然以“密乘佛教”为标题，魏氏在其书的“解释部分”中主要是在讨论如何理解密乘佛教中“反清规主义”（antinomian）的文献。所以，如果一定要明确魏著的研究范围的话，也许他的书名可以视作：《为印度反清规的后期密乘佛教正名》。沈文中提到，日本学界有人对魏氏新著嗤之以鼻，我猜大概个中原因正是：（1）魏氏的解释取径完全不能应用于研究日本密教，因为汉地和日本密教都没有反清规的成分；（2）他以是否“反清规”为标准将密乘一分为二，反清规主义的密乘被他视为“无二”（nondualistic），而常规的密乘（日本密教就是其中一种）则被他称作“二分的密教”（dualistic esoteric Buddhism），这当然会让某些佛教研究者感觉到难堪。

毫无疑问，魏氏的“符号学”（semiology）解读为整个宗教史研究开辟了一番新天地，这也是他的书获得2013年美国宗教学院图书奖的原因。但是，虽然他的奖项是“历史类”，似乎他的研究取径却不以历史为主。魏氏在是书第一部分中，令人信服地辩驳了怛特罗佛教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的种种偏见，比如将它视作印度佛教衰落之因、将它视作原始的土著文化的逆流，或将它视作愚昧的中古时期的象征。但是，这些误解的存在并没有促使魏氏进一步就七至十二世纪的印度佛教的历史本身进行考察。其实，如果魏氏对印度本土如Orissa等地区的佛教遗存或出土文有所关注的话（事实上密乘佛教在Orissa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他就会发现他的这三大结论都能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补充和修正。比如，他把后期密乘佛教中的反清规主义视为一种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明显没有能够足够重视佛教和湿婆派（Shaivism）、沙克提派（Shaktism）等等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激烈竞争。虽然他致敬般地把叔本（Gregory Schopen）那篇《印度佛教研究中的考古学和“新教主义的预设”》列入了书目，但是他无视传世文本以外的印度佛教的寺院遗址、碑刻、造像艺术等等历史遗存的态度，不知道是否正落入叔本所严厉批评的那种宗教史家的“新教主义的预设”？

魏氏在书目中也列入了著名早期大乘学者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的众多著作，但是魏氏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列出的第一篇《灵媒与要旨：反思大乘佛经的产生》中的论点：（1）佛经的出现（revelation）需要通过某些进入一种特定思维状态的僧人，而这种特定的思维状态是由某种生存状态（如森林苦修、头陀行）和某些技术手段（如冥想、萨满附身）触发的（inspired）；（2）从佛经的叙述方式和吹鼓的修行方式中，我们可以倒推出当时这批僧人的生存状态和使用的技术手段；（3）大乘佛经的产生过程和密乘文献的产生过程之间有一定的可比性。魏氏在书中犀利地解构掉了有关密乘文献起源的各种假设，并将密乘的编撰者定为“寺院或半寺院的环境中、出于非常虔诚或者有学养的人”（p. 187）。但是可惜的是，他没有像讨论大乘佛经起源的那些学者那样进一步讨论这些密乘文献的“创作环境”本身。

另外，以“二/无二”的对立来解释和划分“常规/反清规”这两种密乘佛教，在我看来冒着几种风险。首先，藏传佛教中无上瑜伽部文献又被分为三部：父怛特罗、母怛特罗、无二怛特罗，但是这里的“无二怛特罗”不但和魏氏所使用的“无二怛特罗文献”所指不同，“无二”所表达的含义和评判标准也完全不同。其次，虽然前期密乘文献视“戒律”和“非戒律”为二，但是这即不代表它所体现的佛教体系本身是“二”（dualistic）的，也不代表它不追求所谓的“无二灵知”（non-dual gnosis）。事实上，前期密乘中对如何达到“无二智”（gnyis med kyi ye shes）的法门也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最后，魏氏把“无二智”设为反清规的仪式的最终目标，颇有以偏概全之嫌。很多情况下仪式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法力（magic），或比如祈雨、增福、驱魔、守护等等。因此，越难完成的仪式，可以授予修行者越大的法力；而最难完成的仪式，就是反清规的仪式。从这个角度当然也可以使用符号学来分析密乘文本，但是魏氏所刻意营造的在“二/无二”层面上的两种密乘文献的对立就变得似乎多余了。

事实上，即便对于反清规仪式而言，它们和“无二智”之间是否仅仅是符号学意义上的涵指关系，似乎还值得深究。回到罗兰·巴特、魏著和沈文都使用过的这个照片的例子，一张“向法国国旗致敬的法国籍黑人士兵”的照片，是在涵指“法国帝国主义的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个照片除此之外基本别无用途，它不能被用来指导“法国帝国主义”的实践。一个包含进食五甘露（大便、小便、经血、精液、骨髓）内容的怛特罗文本，除了涵指“按照指导修炼的人已经获得了无二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外，文本最大的用途是用来指导其他修行者的宗教实践。照片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与之相反，密乘文献不但是描述性的、更是规范性的（prescriptive）。这种“涵指”和“实践”之间的张力，在文本中间就能找到。比如说，不少怛特罗在灌顶仪式中会说“从现在起你可以杀人、吃人肉、喝经血等等”，但是紧接着会加上“你不能杀害你的上师”，以防止真的有修行者直接把眼前的上师杀了。强调可以“杀人”却不能“杀上师”， 这本身不就和“无二智”直接抵触吗？再比如，在有些密乘三昧中，“智行者要杀尽一亿佛陀”（sangs rgyas bye ba yongs rdzogs pa ye shes sbyor bas gsad par bya）。在观想中杀戮佛陀不但不反清规（起码没有直接杀人那么严重），而且是很容易做到的。这时，文本这么写的目的就不是在符号学意义上进行涵指（signify），而是在实实在在指导修行的次第。换而言之，这时候需要讨论的对象是密乘的种种具体而复杂的冥想技术，而不是符号学了。就像夏富（Robert Sharf）在《思考真言仪轨》一篇中所提到的，如果要在包含了印、藏、汉、日等地传统的语境下讨论密乘，那么关键就不在于“涵义”（meanings），而是在于密乘所特有的宗教性的“技术”（techniques）本身。如果对于密乘的讨论不进入宗教体验的话，那么怛特罗对我们而言就被化约成了文字赏析的对象，和昆汀·塔伦蒂诺的影片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了。

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