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之怪有圣人之质

俞吾金先生《哲学导论》第一讲

俞吾金

哲学赋予了人们一种“Choice”的眼光，使得你能够站在至高点上，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更有把握。

人类出现后，为了活下去而吃饭。但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活下去并不仅仅为了吃饭。

黑格尔《美学讲演录》提到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在古希腊神话中，它向过往的来人提出了“斯芬克斯之谜”：“早上四个脚，中午两个脚，晚上三个脚是什么东西？”

由此我们思考——人的高度是什么？人的高度应该既包括人的身高又包括人的思想高度。虽然应该既追求身高，更追求思想高度。但是两者毕竟是不同的事。历史上有许多人，长得虽然不高，但是其思想高度高。以思想的高度征服了阿尔卑斯山，拿破仑所谓“我比阿尔卑斯山高”便在于此。康德这个一米六的“贵族”，亦凭借其思想高度真正地把哲学领入科学的殿堂。

之前说到，人为了获得别的动物看不到的高度，开始直立行走。但是这也是有代价的——现代人的高血压、颈椎病、心脏病随之而来。而要纠正这些病症，就需要进行养生。养生的方式不一而足，但也多是在地上爬或是操行五禽戏。有趣的是，人为了尊严而直立行走，却为了养生在地上爬。所以可以说，只有放弃过有尊严的生活才能真正养生，才能真正求得生存。

当然，关于生存的另一面——死亡，我也希望大家能多做阅读和思考。

《论自杀》中说到人为什么自杀？人可不可以自杀？加缪在有关自杀的讨论中也提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在当代，尽管物质生活被充实，精神的空虚却并未能解决。因此我们不能回避上述问题。

《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世上有两件东西能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头上的星空，一件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准则。”这种震撼其实能促使人们追寻幸福。

康德说：“幸福是最虚无的概念。”幸福其实就是幸福感，一种几乎无法讨论，无法许诺的主观感受。我们还可以这样解读，即幸福就是能带来心中幸福的客观条件。所以祝你幸福--实际上是在用生活来许诺。拿破仑曾经发问“你们知道王冠有多少重量吗”，他当时复杂的情绪莫不如是。

古老的民族如今都在面临挑战。在印度的马路上，牛羊自行车都还在走；宗教、派别之争仍然牵动着人民的神经。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波斯）等国家也各受困扰。相似的，哲学这门古老的科学也处境堪忧。哲学被许多人误解为一门脱离实际、只研究抽象事物的学问。

有人认为哲学家只知想入非非、不食人间烟火——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剧本《云》中嘲笑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为剧中主角之一）是一个无用荒诞的朝天哲学家。可是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1898年用一幅油画的名字提出了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莫里哀也曾在剧本《贵人迷》中嘲笑一位哲学教师。当然，还有汝尔丹等人的例子。

还有人认为哲学家是怪人，其实怪才是通向正确生活的。因为怪人有“圣人之心”。“圣”字的甲骨文从其结构上看表达的意思是多听少说，恰如圣人的特征，先倾听。大家都听过“你可以反对我，但我坚决维护你反对我的权利”这句名言。相似地，《道德经》中提出了大音希声，《论语》里亦有“六十而耳顺”一说，表示六十之后可倾听不同意见。

可是现代社会，却越来越缺乏倾听。有多少人还记得常回家看看，与父母交流？卡耐基讲过一个“姑妈与侄子”的故事——侄子去看望姑妈，姑妈表示只要能听她讲话三个小时，就送侄子一辆轿车。大仲马在《基度山伯爵》中甚至写道：“若有人能与他说几句话，他哪怕立刻死了也可以。”

观世界的诸多学问，可以发现对于涉及抽象的哲学、音乐、艺术，其研究者极可能变为精神病。但是有时精神病人的作品更真实地反映了这个世界，比如凡·高变疯之后的作品仍有其意义。这是因为精神病人说的是真话。除了精神病人之外，喝酒的人也会说真话。事实上每个民族需要两种饮料，饮酒用以消除理性，饮茶或咖啡用以提高理性。酒可以用来瓦解成人的面具，如果人一直生活在理性中，会很痛苦。

回到之前的问题，哲学家为何是怪人？哲学家是通过自己的研究，进入到孤独的境地。而孤独分两种，一为有如鲁滨孙式的肤浅的孤独，一为在人群中的深层的孤独，即使每天与人交流，却依旧孤独。所以才有了萨特言他人犹如地狱，屈原语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这种哲学上的孤独多是因为哲学家多为先知，觉察到了时代人未发现的真相。尼采说他的哲学是为两百年后的人讲，这也是一种疯，他在书上署名：the Crossed man，被钉上十字架的人。而荷尔德林《塔楼之诗》中的主人喜欢别人称他为陛下。由此可见，疯狂之前长期孤独，疯狂之后追求尊重。

叔本华说：“这种孤独及一种伟大的情感，是哲学家经历伟大创作的必须经历。”因此，作为一个创造家，必须体验孤独。如果一个人从未孤独，则其不会有什么创造性。在哲学上，入乡随俗是危险。人应有两种精神：一是适应环境，二是独立环境。人应该保持自己的理想，同时适应规则。在其二者中达到均衡。

所以我们总结之前所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哲学家之怪有圣人之质。

（《复旦青年》记者朱稼楠记录，《复旦青年》记者刘莉、顾晓褀整理。本文为俞吾金先生在复旦大学长年教授《哲学导论》课程第一讲全文实录，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