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电力照明的兴起与初期发展的困局(下)

杨琰

上接10月21日出版的总第121期P13

经营：改组后依旧艰难

改组后的“上电”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甚至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从新公司重新募集股本伊始，情况就不容乐观。新申电气公司的股票已不再炙手可热，计划先集四百股，由内部申购二百十股，余下一百九十股向社会公开发行，都未能募齐。同时，在电气公司履行了六年公共电力照明合同后，当局和居民对这种新技术的特点与表现已颇为了解。工部局在考虑增设路灯时，完全取决于“哪种更亮，哪种费用较便宜”的性价比问题选择道路照明方式。

在这种情势下，改组后的“上电”积极从英美进购了备用锅炉和性能良好的机器，降低发电成本，试图凭借低廉的照明费用和实用的照明效果，争取公共照明份额中的一席之地。公司在熙华德路段的照明投标方案即是一显例。1889年，从外白渡桥到汇山路地段长约2550码的熙华德路上仅有２盏电灯，随着该地区道路与房屋的扩建，居民们纷纷致信工部局，申请增设路灯，以改善糟糕的道路照明条件。工部局为此派测量员进行实地调查，建议将熙华德路的照明延伸至公平路，并交托工务委员会，就电气公司和煤气公司对从西交百老汇路，东至公平路段的熙华德路及其中间横路元芳路、华记路、兆丰路、邓脱路的照明方案，包括照明效果、每盏灯的平均距离和费用进行详细比较。最后，比附煤气公司间隔70或80码一盏路灯，总共安装41盏煤气路灯，年收费1120.95两的投标方案,新申电气公司以间隔200码一盏，共安装12盏，每年1200两的投标价赢得了工部局的青睐。同年8月15日正式开灯，灯光亮度令人颇为满意。

然煤气公司亦贯彻着对煤气的一般收费进行周期性减价的惯例。1889年12月19日再度提出降价，终以每盏路灯每月固定收费2.7元，与工部局签订了从翌年7月1日起至1893年6月30日止为期三年的公共照明合约。并由此于1890年9月，以13盏煤气路灯每年仅412元的价格优势，成功投标在四川路、乍浦路、文监师路及昆明路等延伸路段的公共照明权，可媲美5盏电气路灯照明效果，年费却只有1100两电灯的三分之一。对此，“新上电”不得不提出向工部局提供现需的76盏电气路灯从原来每盏年平均收费220.93两降为210两，以换取从1891年7月1日起至1893年6月30日止为期两年的照明合同。

此外，在一些小马路和街道的拐角处安装一两盏煤气路灯就足够了，在主要大道用电照明“以一代四”的价格优势便不复存在。自1890年后，工部局又陆续安排煤气公司在武昌路、礼查路、广东路和福州路的一段、兆丰路和邓拓路转角的熙华德路、北河南路、文监师路、伯顿路等路段分别增添了煤气路灯，使其数量迅速增至1890年的391盏，1891年的410盏，以及1892年的483盏。

争议：架空电线与地缆铺设

至19世纪90年末期，更为棘手的问题因电线杂乱无章的局面日益凸显。电报线、电话线、电灯线在使用着彼此之间的电线杆架线，电话线常常架设在电灯线杆上；电灯线、电报线、电话线彼此紧靠，非常危险；租界道路狭窄，人行道或有或无，致使在过于狭窄的街面，电线与房屋靠得很近；十字路口的线路就更杂错纷乱，很可能导致电线相互碰撞，容易造成事故。工部局委派工务委员会测量员检测、报告电线架设情况，授意各公司就电线位置的调整问题进行协商，以保证公众的安全和方便。

无疑，调整变更电线的位置，所需费用是庞大的，这关系到电报公司、电话公司、电气公司几家的切身利益。为此，是年年底，沪上几家电报公司抢占先机，致信工部局，声称“电灯线紧靠着他们的电报线，导致他们的电报线和贵重器材等遭到了严重损坏”，“自己架设电线是经工部局批准，对公众和个人的安全和方便都没有影响。而其后架设的电灯线因与电报线过于靠近，是不断造成危险的原因。因此电气公司理应对必须进行的迁移负担全部费用。”特别是大北电报公司和德律风公司的经理们书信工部局控诉：“电力照明强大的电流已严重干扰了电报线路的工作。特别是在电灯线、电报线交接后，电流沿着电线流入电报站，危及操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损坏器材并易引发火灾。不久前就差点因为两线接触而酿成大祸，所幸当晚电报线并没有在工作。” 并一再要求工部局对架设电灯线作出规定，以保护电报公司的人员和财产。

电线架设的不规范与混乱状况，及其对公众造成的危险性，尤其引入室内的白炽灯电力照明线路渐多，架空电线格局更为混乱不堪，使得铺设地下电缆问题不得不再一次被提上议案。自1892年年初至7月的大半年中，工部局同电气公司一直在就架空电线埋入地下事宜进行磋商。事实上，早年于1884年2月，工部局就已提出过铺设地下电缆的要求。当时，电气公司曾以世界地下电缆技术尚不成熟，以及在上海难以付诸实践为由拒绝了工部局的要求。

然时至八年后，在英美，英国商务部已明确规定禁止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使用架空电线。鉴于上海每英亩214人的高人口密集度，以及道路的狭窄状况,为了公众的安全和城市的建设，所有的架空电线理应埋入地下。在现实操作层面，美国电气工程师们已纷纷证实地下电缆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价值上都具有可行性，推翻了先前“上电”列陈地缆铺设困难的说辞。

针对此种情况，1892年1月21日，工部局正式表态，以十分坚持的态度不准架空电线再予延伸,并要求公共租界内的所有道路，除外滩外，所有从外滩开始的横路或正道的照明电线、电缆均必须埋入地下。而目前已批准架设的电线亦必须在一年内埋入地下。

工部局的态度对“上电”来说不啻为严重一击，危及其现实的经营、利益，甚至生存。在紧接着的半年中，“上电”就地缆铺设的可行性问题与当局进行了持久论战，表示对工部局拟将采取的措施深感为难，提出下述理由，捍卫架空电线继续存在和延伸的权利。

首先，英美方面，公认的电气权威们对铺设地缆问题也是意见不一的。英国有关最新报道就指出，地缆的铺设无疑加剧了对人身和财产的危险程度。其地缆的铺设也源于不同的发电中心对密集的居民住宅提供不同的照明线路，使得电线的数量和分布繁复交错，而上海只有一个发电中心，居民住址相去甚远，不存在英美城市电力线路问题。法律上，伦敦市政府于1891年12月草拟了相关法案，也并未明令禁止架空电线的使用。英国商务部亦于1892年1月4日，准许在特定地区设置架空电线，以满足公众现实生活的需要。

其次，也许架空电线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忧，但公司在过去十一年中，未有因电线架空而导致过事故的发生。道路虽然狭窄，在白天交通拥挤之时，电灯线是完全停止工作的，只有到夜晚人流稀疏之时，才开始通电工作。且公司将严格遵守英国商务部的规定，禁止在靠近任何建筑物6英尺内架设电线，以保证公众人身、财产的安全。在沪侨民亦无反对架空电线之意。

再次，“上电”与工部局之间存在着照明协议，新公司成立伊始，工部局及绝大多数纳税人表态支持电力照明的发展普及，公司亦一直恪尽职守地履行着为租界提供电力照明的职责，成功引进了白炽灯照明系统，并努力将照明收费降低了16%。现今，公司正在租界普及、完善白炽灯照明系统的应用，地缆的铺设将打乱这一进程，并使公司损失一大笔钱财和物资。

最后，公司本身无力实现地缆的铺设任务。因为，将现有电线埋入地下，估计耗资约80000两白银，这已超出了公司实收股本的一倍半，实际上也意味着电气公司将不再存在。假如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公司不得不极大地提高照明价格，而这也使得公用照明或私人照明不能顺利地进行竞争。

考虑到架空电线的继续存在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上电着实在经济上无力承担将电线埋入地下的条件，工部局只得逐渐放宽了口径。1892年5月先是不再坚持将现有的电线埋入地下，只在保留要求铺设地缆的权力，后又批准了“上电”对位于北四川路和昆山路拐角处的新房，提供照明所需架设连接房屋的架空电线。同年7月，工部局正式表示，不再拘泥于从前的决定，在遵守英国商务部规定的前提下，准许架空电线的继续延伸。

但毕竟，欧美国家都已普遍采用电照明，地缆技术的普及亦是大势所趋。事实是，电力照明技术日渐成熟，照明费用也日趋合理，而承担此项事业的“上电”却在设备、财力、人力、物力上捉襟见肘，无力承担事业发展前期固有的投资高、回报小的压力。处于投河问路的“上电”，创办电厂，觊觎以有限的投入而盈利，使其不仅缺乏合格的技术、维护人员，电力设施亦很简陋、不断损坏，灯具质量过不了关。更何况，在发展电力技术的初期，需要大量的试验工作，以适应上海地方的建设条件，难免迂回、重复建设，这之中又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终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

出售：经营窘境下的公营设想

效仿英国大城市的电力事业都控制在市政当局手中的经营管理模式，所谓要给租界公众提供更好的电力照明服务，由工部局收购“上电”的设想随即于1893年4月摆上桌面。当局在仔细分析了由工部局工程师和会计师递交的电气公司财产、负债、业务等情况，研究购买的可行性方案，交由纳税人会议通过后，于同年6月，对“上电”的收购计划正式提上日程，授权工务委员会对电气公司的收购事宜作出必要的安排。

早年于1884年12月20日，在“上电”无力支撑发展电力技术庞大资金、设备投资，陷入经营危机之时，曾以公众利益为由，致信工部局董事会提出过政府收购计划，建议当局买下“上电”为租界提供照明的发电厂和机械设备。当时，董事会一方面致信煤气公司，询问在何种条件下该公司可承担为整个租界提供照明。一方面咨令毕晓普先生估算收购设备、营运电厂等费用。1885年2月5日，毕晓普回复工部局指出以电厂现有的设备，只能为60盏电灯供电，要为整个租界照明需160盏电灯，并列出了详细的费用估价，约摸91220两设备投资。鉴于电力照明的高昂成本问题，并与煤气公司以115盏布雷式路灯每年1700两的公共照明提案作了比较之后，董事会以为收购时机尚不成熟，拒绝了电气公司的请求。

而现如今，电力作为新的能源方式，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光源的前景已昭然若揭，由政府当局统一管理经营，在城市电力照明事业发展初具规模，却尚未普及的态势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经管模式。一来可由政府担保，统一发行债券筹款，解决建设电力设施初期巨大的设备资金投入；二来可由政府全力监督，在公私照明服务中尽可能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三来，在由电气公司经过十年的摸索、尝试、反复实践阶段，证明了满足现实需求、经营的可行性后，已为政府节省了相当费用，今后的此项收益亦可预见相当可观。工部局在事隔九年后，主动提出了收购电气公司，以80159两白银的收购价，于1893年9月1日起正式接管“上电”，成立了工部局电气处，开始了为期近36年自营公共租界电气事业的历史。

作为上海电气事业的领路人，上海电气公司从筹设、成立、经营，后改组、出售的沿革历程，也承载着上海电力照明技术从引进、发轫、受挫到初具规模之路。对于这种新的科技文明的发展进程及特点，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受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等因素影响，有其特殊性，上海更是如此，受到了当局政策、社会环境、技术、资本等各个因素的影响。但究其发展规律，一时的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权益争斗并非此间决定性因素。与此相对，民众态度，对于电这种“神秘”的能源形态，从排拒到接受这种自然的心理过程，是人类对待新事物所持的普遍态度，亦是伴随着电力照明技术从不成熟走向日渐完善的必然过程。但就近代上海而言，报章评论、新闻报道更多反映出的“民意主流”是对之浓厚的兴趣与欣然接纳，抵制情绪甚微。

在西人管辖区域内，当局对城市公共建设方案的理解，不愿意出现由煤气路灯垄断公共照明的初衷，给予了电力照明业发轫以更多宽松的环境。但其技术的成熟完善，必将经历一个过程，使得期间不能省却煤气路灯。电企的盈利诉求与期间企业资力薄弱，技术人才的匮乏当局公用事业建设意图有所抵触，导致长期路灯双轨制的实行，也成为产业初期发展困局的关键原因所在。每年捐税的多寡、收支、派用也会成为工部局考量道路照明建设方案的因素之一，从而使得近代上海电力照明的发展更多地呈现出自上而下制度化演进的特点。

但终归电力能源代表了一种先进的科技文明，自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实验室科技创新阶段后，必将走科技文明的传播之路，使之不再局限于个人、地区或者国家。在近代上海，这并非都是“西人开辟”之功，亦不是任何外力所能阻挡得了的。诚如电气工程师毕晓普所得出的结论：“电灯终将取代其他光源，即使这次上海电气公司失败了，还会有其他的公司继续办下去，因为人们是不会愿意再返回到野蛮的黑暗时代。”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q@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