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长的医事

黄定九

83岁，中国心脏病治疗应用射频消融技术第一人，中国心脏内科治疗开拓者之一。

身体周刊记者 张新燕 图

身体周刊记者 肖蓓

实习生 刘炜杰

粉色的格子衬衫，黑色西裤，整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83岁的黄定九举手投足间全无老态。在数十年前的上海滩，黄定九的父亲是著名的摄影师，伯父则经营着多家报纸。身为名门之后，黄定九的一言一行都透露着他不凡的气质与学识。

作为国内心脏病治疗应用射频消融技术的第一人，也是国内心脏内科治疗的开拓者之一，黄定九教授是仁济几位在世的“元老级”人物之一，更是百年仁济的发展与兴盛的见证者。仁济是中国西医的发展源头，透过黄定九的记忆深处，让我们再细数上海西医百年历史的点点滴滴。

圣约翰学生的骄傲

“作为全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对于医学追求的这种雄心壮志已经溶入了我们的基因和血液，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做到最好，我们没有理由掉队，我们不想做不肖子孙。”黄定九在回忆仁济的百年风云时说。

黄定九与仁济医院的缘分，还要从圣约翰大学说起。

上海圣约翰大学作为老上海最为知名的教会大学，1879年正式招入第一批学生，1896年形成了文理科、医学、神学的教学格局。医学院学生在毕业后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在宏仁、同仁、仁济等教学医院进行临床实践，进而为中国近代西医培养了包括黄铭新、程维莘、邱少陵等众多著名的医学名家，对中国近代医学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4年，黄定九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医学院毕业，毕业后留校做了助教，之后来到仁济医院并读了黄铭新先生的研究生。

“仁济医院成立之初，与宏仁、同仁医院一道都作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说起母校，黄定九一脸的骄傲，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学校的校训，这所教会学校引用了中国古代儒家圣人孔子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黄老说道：“这句校训彰显了圣约翰大学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和气息，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才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对以后我们在医学上的不断探索和开拓，都是大有裨益的。”

而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校训则是短短一句话，“light and truth”，把光明和真理作为最终的追求和目标。正是这句话，激励了一代代年轻学子的求知欲和进取心，为近代西医培养了一批开拓性的名医大家。

恩师黄铭新的给予

“我是黄铭新教授的第二个研究生，除了在读书上黄老给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议，我受惠最多的则是在做人方面，他告诉我give and take该如何衡量，只有懂得了 给予 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黄定九提及恩师，眉眼之中，尽是崇敬。

黄铭新作为中国心脏内科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领路人，也是仁济数位名垂青史的老院长之一，对于中国西医发展进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34年黄铭新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就读并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到仁济等医院任内科主任，开始大力推进国内心脏内科诊疗的发展。到了1953年，黄铭新协助兰锡纯教授完成中国第一例二尖瓣分离手术。在中国真正开启了外科手术进入心脏内部的时代。仁济内科也占领了全国心脏内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黄铭新教授作为国内最盛名的内科学专家之一，他培养的医学精英包括江绍基、陆正伟、俞国瑞、潘瑞彭、徐家裕、徐济民、郑道声等，都成为国内极具盛名的医学专家。在仁济医院期间，黄铭新支持俞国瑞研发心向量图和心冲击图成功，很早就在仁济建立心内科专业。上世纪60年代初又派郑道声前往上海市胸科医院帮助该院建立心脏科。郑道声后来被称为心脏听诊的“神耳”。黄铭新又派潘瑞彭建立仁济血液科，改进了白血病的治疗方法，改善预后。后来陆正伟被调到安徽，任安徽省人民医院院长。徐家裕调往瑞金医院，后来任瑞金医院院长。

“黄老经常对我们说：医生不是科学家，不能整天关在实验室，尤其是我们内科，医生要有广泛的知识储备，才能为病人看好病。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看病，还要教会其他医生如何看病。”黄定九对恩师的话深有体会，在仁济医院工作的几十年中，也带出了不少出色的硕士生、博士生，为中国新一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人才。

新中国成立之初，数以万计的中国人面临着血吸虫病的侵害，全国约1/4人口处于血吸虫的威胁之中。黄铭新教授和江绍基教授一起，率先在仁济医院成立了血吸虫病研究室。潜心研究血吸虫病的病理以及治疗和防治，最终在治疗血吸虫病侏儒、锑剂中毒引起的阿-斯综合征和晚期血吸虫病的治疗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血吸虫对于中国人民的危害最大限度地降低，也成为中国近代医学重要的自主科研成果。为此中央血防领导为黄铭新授予金质奖章。同时，黄铭新在国内首先用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之测定对比晚期血吸虫病和慢性肝病患者的变化，在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也受到联合国卫生组织热带病部的重视和通报介绍。

到了上世纪50年代，风湿性心脏病是中国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心脏疾病。为了解决病人是否存在风湿活动以便治疗，黄铭新教授团队由陆正伟研发成功的《抗链球菌溶血素“O”的制造与应用》是诊断风湿活动很灵敏的指标，也受到了包括外国专家在内的广泛称赞，成为这个领域最为领先的科研成果之一。

到了1953年，随着中国第一例心脏手术的开展，中国心脏疾病的治疗不但开启了外科手术的时代，更是赶上了世界心脏病治疗的先进水平。黄铭新带领他的内科团队还有麻醉科医生一同协助兰锡纯教授完成第一例二尖瓣分离手术，使得外科手术得以进入心脏内部，也使仁济内科占领了全国心脏内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

黄定九回忆道：“黄铭新听诊非常厉害，通过听诊器来听血流声音的异常，就可以判断病人心脏二尖瓣的具体情况。在那个时代，外科医生手术都依靠内科医生的诊断，二尖瓣是闭锁还是狭窄，决定着手术的方法，内科医生对于手术的成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射频治疗第一人

1969年，周总理号召全国医务工作者进行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治研究。当时中国慢性支气管炎患者达到3000万，相当于当时整个法兰西的人口总数，在这3000万的病患中又有500万病患通常会发展成为肺心病，而肺心病的五年存活率在当时仅有50%。为响应号召，黄定九带领自己的团队也随即展开了对于肺心病的临床研究工作。

他回忆起当时的一个病人。这个肺心病发病患者，全身肿胀、青紫，眼看着就不行了。看着病人在死亡线挣扎，黄定九心急如焚，思考着他能为这个患者做些什么。

待病人神智稍稍清醒，黄定九问道：“你两个月之前（夏天）情况怎么样？”

“正常上楼，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情况还是听挺好的。”

“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发病？”

“因为感冒，天气冷了，就特别容易感冒，一感冒就会发病。”

黄定九就想：病人尽管患有肺心病，但是在不发作时状态还是很好的。而感冒引发肺心病发作，那如果不感冒是不是就不会引发肺心病发作，还不是就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年限。从这个思路出发，黄定九发现要从源头上提高病患的细胞免疫力就可以帮助患者减低肺心病的发病频率，从而可以有效地延长生命。

接着又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在黄定九的面前，面对中国数以万计来自农村的肺心病患者，他们根本无力承担起昂贵的医疗费用，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在提高病患免疫力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和费用呢？黄定九发现，用过期的麻疹疫苗是一个双赢的措施。“中国人大多数都得过麻疹，体内都有抗体，这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疫苗对他们是无害的，过期疫苗成本非常低，而对于患者提高细胞免疫力又非常的有效，通过我们的临床实验也证实了这一想法。”黄定九自豪地说，通过两年半的成活率检测，肺心病患者的存活率达到90%以上，而五年的存活率检测也达到了70%，12年的存活率达到50%，极大地提高了肺心病患者的存活年限。与此同时肺心病患者的工分也平均提高了37%，表明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提高。

后期通过黄定九团队实验室的研究表明，他们发现的过期麻疹疫苗对于人类细胞免疫球蛋白的确有提升作用，与临床得出的结论高度一致。此研究获得1980年全国科学大会国家级成果奖。

“从整个心脏疾病的分类而言，第一类是瓣膜疾病，第二类是心率失常，而第三类则为冠心病。仁济做了中国第一例瓣膜手术，无疑在瓣膜方面一直是领先的。而在心率疾病治疗上主要是起搏器的安装以及射频治疗两个大的方面。郑道声教授是国内心脏起搏器第一人，我是射频治疗第一人。最后在冠心病治疗上主要是支架的安装，我们是全国第二个做的。因此，在心脏疾病领域无疑我们一直是领先的。”黄定九说。

1982年，黄定九教授考取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出国进修的名额，得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进修。在进修期间偶遇射频治疗的发明者——年轻的弗雷德医生。黄定九立即向弗雷德求教并学习这一全新的技术。“心律失常的人痛苦异常，甚至会致残致死。心律失常是一种心电生理，就是心脏里的传导系统出现问题，就像电线短路一样，必须切断短路的电线。而射频消融术对于切断心电短路非常有效。由于射频消融术不会对心肌造成损伤，对于心率失常的治疗非常有效。”

进修结束后，黄定九也将射频技术带回了仁济，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射频治疗。“没有射频消融设备，我们就与工程师合作，将外科使用的射频刀改造成射频导管，开创了中国的射频消融术，直到现在心律失常治疗已经全部普及了射频消融术。”黄定九说道。

谈及对于未来的期许，黄定九说，“作为一个仁济人，我坚信也希望仁济未来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我认为，医学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尤其在当下，医患关系日益恶化，医学与人文结合非常重要，这是未来解决医疗纠纷，改善医患关系的必经之路。只有医生具备更多的人文关怀，才能促进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相互理解，才能建立更为和谐的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