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奇你们背后的团队是怎么运作的,他们一定功不可没。
沈伟:我从没想过可以在美国建团,当时我都养不活自己。我是因为收到邀请函,别人请我去演出。我说我没团,那有邀请函了,你不去演怎么办?我就找演员,一开始很辛苦,排练都没钱,纯粹是因为对艺术的喜欢。2000年,我在纽约建了一个非营利艺术团体,已经15年了,5个人在办公室,2个在技术部门,有16至18个演员,要在纽约养这么多人很不容易。演员们都是名牌大学高材生,选择这么简单的纯艺术,和他们的世界观、信仰有关。这些人在一起很单纯,目的就是怎么把作品演好,感动观众。有的演员跟了我十几年,我很幸运有这一帮人在后面跟着我跑。
蔡国强:我的背后团队都是女孩子!我们工作室主要着重于两点:一是使艺术家的创造力得到更好的体现;再就是帮助艺术家管理好形象——对外对社会都要有保护,让他有选择地做事,另一个是对我进行监督。有时候我喜欢吹牛,他们会告诉我不能吹牛。团队分工很细,有人管行政,管项目,我们有最好的档案处理。我们不依靠画廊做活动,而是会和美术馆等机构做活动。工作室虽小,但五脏俱全,成长很快。
蔡老师的很多作品都以爆破为艺术表现手法,是因为爆破是一种招牌,还是有思考才用爆破?
蔡国强:我是很怕爆破的。小时候放鞭炮,都是奶奶牵我的手去点鞭炮。
在上戏读书时,我还是会非常认真地画画,所以我比较谨慎理性,有控制力,会把事情做稳。这样做人比较好,但做艺术不好。我需要找一个东西破坏这种状态,最后找到了火药。火药的能量和表现方法很国际性,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争论。首先是到日本后,我用火药表现人和宇宙,到美国后又用火药表现政治。“9·11事件”后,我发现爆炸即使在白天也看得清清楚楚,因而爆破晚上和白天都可以做,可以将火药和人的精神、宇宙在一起,变成一种故事、场景。在巴黎我又用火药表现性爱,到阿根廷我则想用火药表现“人生就好像是一场舞会”。
火药还没被我玩腻。我难以控制它,它还有新生命,还可以刺激我的欲望。可是多数时候我也不用火药,我参加威尼斯艺术节的作品很多拿了奖,没用火药。所以火药容易让人记住,它摸索了一种时间的概念,还有一种瞬间的永恒,不能控制,但有危险感和不安感才会让人兴奋。
如何培养创作灵感?遇到挫折了怎么办?
沈伟:艺术家要真实、诚恳,哪怕做得不好,但你有兴趣做完,那就会变成你的创作来源,也经得起时间考验。完全没兴趣,你会遇到一两个问题就没动力,就会放弃。很多创造力的来源,和你那段时间最关心最有兴趣的东西有关,但成长会变,每一天每一年你都会成长,你感兴趣的点也会因阶段发生变化。
我是比较专注、比较认真的人。有时如果这件事没按我的方法做出来,我就觉得不行了,好像只有一种方法才可以做成。实际上,是我们自身的能力认识到了其他可能性。有一次排《春之祭》时,最后一章我完全排不下去,觉得排了不好,我便把它全部放弃,重新排。如果没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你可以选择放弃,不要觉得舍不得。只要没存在艺术价值,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哪怕你花了一年时间去做,也要放弃。这是给你一个更高的机会去看另一种可能性。有时认真是很好,但也要让自己大气一点。
二位是在何时何地,什么契机下意识到今后要做的事业?
沈伟:6岁,“文革”期间,在湖南乡下。
蔡国强: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我从小就喜欢采花,也喜欢把别人的花偷出来移到我们家院子里。第二是喜欢看漂亮女孩。第三是很怕长大后要上班。所以我觉得艺术家是好职业,想几点起床都可以,有灵感了就画画,没灵感了就睡觉。但后来发现不是。现在提前一天我的手机就会提示,24小时以后会有什么发生。艺术家的职业,没有想象的这么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