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经济红利

舆论高地

徐达内.com

新华网18日推出四中全会前瞻文章《依法治国升级版 中国经济新红利》；昨日《经济参考报》刊文《三张清单传递法治经济信号》。

首次以专题讨论依法治国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推出依法治国的升级版，不仅中国政治生态将由此吹来新的空气，面临下行压力与转型难题的中国经济也将迎来新的红利。昨日《经济参考报》刊文《三张清单传递法治经济信号》称，强化法治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扫除障碍。

新的增长点

在四中全会主题确立为“依法治国”后，围绕法治和经济的讨论一直都是热点。在召开之前，新华社推出一系列前瞻文章就指出，这次全会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党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关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与此同时，“依法治国”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红利和新的推动力。

这点，尤其体现在18日新华网推出的前瞻文章《依法治国升级版 中国经济新红利》之中。文章开宗明义，“市场经济有效有序运行，法治是基本条件”，“法治相对薄弱已成为限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障碍。”

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当下健全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进行讨论，对于短期内下行压力有增无减、中长期转型升级困难的中国经济无疑是一个巨大利好。新华网借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观点认为，“强化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对中国经济将带来投资、消费、创新等方面的促进……通过法治来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全面释放市场活力、社会资本活力和创业创新活力，推动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

新华网文章做了具体的分析，“从投资来看，以法治倒逼垄断行业改革，保障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于 尚未使出全力 的民营经济来说是一场久旱之后的甘霖；从消费来看，以法治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实行最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都将释放消费潜力；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治建设也将为中国一直较为疲弱的创新能力注入一支强心剂。”

除以法治促经济发展外，“加强依法治国还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 增长点 ”。新华网下此判断，依据来自文章引述美国彭博社的消息，“到2020年，中国目前的反腐通过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将给其GDP带来0.1到0.5个百分点的增长。”

相比这些，过去资本市场缺乏法治导致的不理性与不成熟，同样备受关注。外界预测，四中全会后，市场监管、期货、互联网领域、房产税等方面的立法有望加快，预算法、消费税法、劳动合同法、证券法、土地管理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有望得到修订和完善。

也正是看到了法治对经济市场的利好，人民网20日开始推出“经济领域法治建设盘点”系列，如盘点的十八大之后财税改革法制化加速，以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银行监管领域法治建设等，都是为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释放经济红利造势。

打破司法瓶颈

经济层面的改革措施基本上在四中全会之前就已经动手了，如地方债、预算法修订以及国企改革等，四中全会基本不会涉及到经济层面的具体改革。但就在四中全会召开的当天，《环球时报》推出文章《外媒分析：四中全会将打破经济发展的司法瓶颈》，开头便以简洁的预言下了判断，“四中全会强调 法治 和 反腐 ，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 攻关 ”。

《环球时报》引述香港媒体的分析，“党的领导层也将制定广泛的税收和财政改革的框架，包括发行地方政府债……由于去年三中全会定下年前国企上缴三成利润的目标进行不顺，这次全会将强力推进国企改革。”

同时，应市场经济对法治公平的基本要求，《环球时报》引述外媒消息称，“此前中国法官经常响应的对象是当地政府和机关组织的商业群体，今后私营企业和境外投资者将拥有更多公正的机会……四中全会将促成更多客观的商业纠纷审判。”

打破这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司法瓶颈，未来法治中国的改革重点在哪些领域？20日中国广播网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 通过采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给出了答案。“从经济层面来讲，首先要对微观经济进行更好的管理，要保证民营资本能参与到社会各方面的投资中去。此外，我们要改革企业注册制度，鼓励人们创业，降低市场创业的门槛，鼓励人们创新，大量取消行政审批、行政许可，为鼓励创业提供法律保障。”

中国广播网经济之声引述多位经济学家指出，与以往“依法治国”的提法不同，今天的“依法治国”标准有更严格的意义，它将不仅着眼于司法或行政领域，还会是与经济新常态、社会新转型结合在一起的“依法治国”。“这次四中全会之所以要把 依法治国 作为会议主题，目的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扫清障碍。”三张清单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更加需要大力加强法治建设，确保各项重大经济改革在法治轨道上顺利推进，以法治的力量为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提供重要动力。”前日《经济日报》时评版头条评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直白地论述了法治对市场经济的意义。

《经济日报》提出了加强法治的四个方面：“在市场准入和竞争方面，各类主体的实际法律地位不平等，社会创新活力特别是民营资本发展受到限制；在法律与政府关系方面，法律实施过于依赖政府行为，权大于法、干预司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为少数部门和官员 权力寻租 留下空间；在市场监管方面，过多采取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手段，市场主体通过民事或行政诉讼维护自身权利的渠道还不通畅；在社会信用方面，市场主体遵守和维护法律权威的意识不强，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面临考验。”

事实上，在上个月底的上海自贸区一周年总结会上，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已在讲话中提及法治构建方面的内容，朱民在讲话中谈及经济建设成果，最先说的不是经济，而是法治。中国广播网经济之声将此认为这是给四中全会的“经济厚礼”。而昨日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刊文《三张清单传递法治经济信号》，亦从上海自贸区入手，对法治经济信号进行了延展。

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上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实际上就是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进一步厘清政府和企业、权力和市场关系。明确了这一点，《经济参考报》便引出了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的讲话——“三张清单”：“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经济参考报》认为，“与 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相对应的 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 ，传递出新一届政府打造法治经济的强烈信号。其实质既是依法行政，也是从法治层面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与三张清单相对应的措施，便是通过负面清单的管理简政放权，政府向市场放权、向基层移权；通过晒权力清单，公布行政审批事项，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通过厘清政府的职能和边界后，政府真正的职责浮出水面。

希望建设法治政府、划定公权力边界的四中全会之后，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边界划分，将会更为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