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若尔如何重写规制经济学

新规制理论的第一步，就是将规制问题转化成为一个委托代理问题，强调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应用委托代理框架来分析规制问题，既可以极大扩大拉姆塞-波特斯方法的适用面，又可以为成本规制提供一个合适的理论基础。

钟鸿钧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选择让·梯若尔（Jean Tirole）学术贡献中最重要的规制经济学研究来介绍他的工作。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现阶段中国的规制政策研究仍然处在刚起步的阶段，实际的规制政策也存在很多不足。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规制经济学的发展，才能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规制中曾经犯过的错误，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提升规制效率。

我们希望这个文章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相对独特的视角来看梯若尔的学术贡献。毫无疑问，笔者的选择有很强的个人偏好。对于想更加全面了解梯若尔的学术贡献的读者，可以去进一步阅读诺奖官方委员会关于其学术贡献的详细介绍。

传统规制理论的分析框架

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放松规制。在企业私有化和政府放松规制后，学界和业界关心和争论的焦点，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转移到了如何具体规制这些所谓自然垄断或寡头企业，特别是公用事业。但是，传统的规制理论存在诸多不足，无法回答当时规制中的核心问题。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规制经济学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

第一个框架是“成本规制”。多数国家的公用事业规制都是采用这种规制方法。这一规制方法的理论假设是：为了吸引资本投资于公用事业，同时避免企业过度使用垄断力量，必须确保公用事业企业获得一个适度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的回报率。在此基础上，规制机构可以根据企业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个适度回报率来计算企业的价格。规制价格一旦确定，通常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再定期通过规制机构的评估确定是否需要调整。在“成本规制”的方法下，规制机构的评审过程具有非常大的自由度。规制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很容易成为受规制企业的突破口。

第二个框架是所谓的“拉姆塞-波特斯”（Ramsey-Boiteux）规制。和成本规制不同，拉姆塞-波特斯规制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采用成本加成的定价方法，成本加成的幅度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负相关，也就是采用类似勒让法则的方式来定价。成本加成定价方法的问题是规制机构必须充分了解市场需求（从而弹性）。这对规制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信息负担。在实际工作中，规制机构很难准确获得市场需求的信息。正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是波特斯自己在负责法国电力时也没有采用这个定价方法。除了信息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外，成本加成方法也没有考虑企业的激励问题。而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对其自身的生产成本有很大的影响。

可以看出，传统规制理论强调规制的外生约束，而不是规制机构的信息约束。这与当时新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相悖。在委托代理理论看来，非对称信息导致的信息约束是规制无效率的根本原因。而且，传统规制理论的模型过度简化，既不能对实际政策提出真正有意义的政策建议，也难以解释当时常见的规制实践，如成本分担的做法。

新规制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随着博弈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逐步意识到可以将规制问题作为代理关系来分析。新规制理论的第一步，就是将规制问题转化成为一个委托代理问题，强调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应用委托代理框架来分析规制问题，既可以极大扩大拉姆塞-波特斯方法的适用面，又可以为成本规制提供一个合适的理论基础。

新规制理论最早的尝试是Leob和Magat(1979)的研究，但真正具有突破意义的工作是Baron和Myerson在1982年发表的文章。在这篇《规制成本未知的自然垄断者》的著名论文中，他们用机制设计的方法，研究规制者如何设计其规制政策，以最大化社会福利。在他们的模型中，被规制的企业拥有关于企业成本的私人信息。规制者不了解被规制企业的私人信息，因此规制者必须通过设计合适的合同，来鼓励企业如实报告其成本信息，以尽可能减少被规制企业的信息租金。但是，Baron和Myerson的文章没有考虑道德风险的问题。这是公用事业规制中的另外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规制实践中，规制机构通常需要派出监督者去监督被规制企业，这样被规制企业就有很强的积极性去收买监督人。这个问题也无法在现有框架下分析。可以说，Baron和Myerson的文章开创了新规制经济学，但是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统一而又反映现实规制实践的分析框架来研究规制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从1986年开始，梯若尔和他的合作者（主要是已经去世的拉丰教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逐步解决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重要问题。

拉丰和梯若尔在其1986年的突破性研究中，应用机制设计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一个同时包括逆向选择（企业成本信息）和道德风险（企业努力水平）的统一分析框架。在这个模型中，政府（即规制者）是委托人，被规制企业是代理人。政府可以观察到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但并不了解企业在削减成本方面的努力程度（隐藏行动问题）；而且企业自己知道削减成本的技术但是政府不知道（隐藏信息问题）。拉丰和梯若尔的模型，除了信息约束和企业的自愿参与约束外，并没有对具体的规制方案做任何限制。因此这一模型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

由于公共资金多来自税收，存在社会成本，政府在规制企业时，必须既考虑对高成本企业削减成本提供激励，又同时尽可能控制低成本企业的信息租金。因此，最优的规制方案是向企业提供一份激励合同。激励合同的主要内容是，达到特定生产成本的企业，政府会提供相应的补偿。补偿方案的最大特征是，政府只按照某个比例（比例的多少是企业成本的函数）来补偿企业。也就是，企业成本超出的部分，政府和企业会各自分担一部分。这种补偿方案的结果是，除了最无效的企业，所有其他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或多或少得到一些信息租金。由于信息租金来自政府的公共资金，因此它是有成本的。政府虽然可以采用成本规制和加成的方法来消除企业的信息租金，但是这样做又会伤害企业削减成本的积极性。

最优的规制方案

拉丰和梯若尔的文章发表时，业界仍然在热烈讨论到底哪一种规制方案更好。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很多规制政策，尤其是收益率规制的激励效果很差，导致了巨额的成本溢出。因此，业界普遍支持放弃收益率规制，而改成设定价格上限的规制方法。设定价格上限的做法，本质上是让企业成为削减成本的唯一受益者。

拉丰和梯若尔的研究，突出了类似于价格上限这种规制方法的重要缺陷。虽然设定价格上限的规制方法给企业提供了高强度的削减成本激励，但是它给企业提供了太多的信息租金。而支付信息租金的公共资金又是政府通过税收获取的，且税收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另外一种损失。拉丰和梯若尔的研究指出，最优的规制方案，必须在最优激励机制和最少信息租金（从而最少社会成本）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为了减少信息租金，最优的规制方案通常都不会引导企业选择最优的成本削减水平。这意味着，虽然我们在现实中可能会观察到很高的生产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规制方案出了问题，它也有可能是为了降低信息租金而做出的合理选择。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动态规制非常有帮助。

拉丰和梯若尔的这一研究，清晰地说明了不同规制政策的优点。现实的规制政策可能存在问题，现有的规制实践也可能和最优方案不同。但是，任何研究，若要得出靠谱的政策含义，就必须设定和真实世界相吻合的假设。拉丰和梯若尔的研究结论可以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实规制做法，特别是价格上限规制和成本分享的规制政策。

拉丰和梯若尔的研究表明，最优的规制政策，可以用一个固定的转移支付加上一个线性的成本分担方案完成。企业在了解到自己的技术类型后，可以公布自己的预期生产成本，并开始生产。政府在观察到企业实际的生产成本后，向企业提供补偿。补偿包括固定的部分和可变的部分，可变部分是企业自己公布的成本和实际成本之间差额的一个百分比。具体的比例多少取决于企业自己宣布的预期成本。企业公布的成本越高，补偿的比例越低。

拉丰和梯若尔的最优规制政策，涵盖了成本加成和固定价格合约这两种传统的规制方案，并说明了在什么时候这两种规制方案适用。此外，他们的文章还提出了很多其他的重要发现。拉丰和梯若尔指出，规制者对企业效率（成本）的不了解是导致企业扭曲其努力的原因。因此，任何能够提高政府对企业效率（成本）了解的做法，都可以减少效率扭曲，提升规制效率。特别地，引入竞争来拍卖垄断经营权，以及将企业业绩和其他类似企业挂钩的标尺竞争行为，都可以有效提升规制效率，减少扭曲。

拉丰和梯若尔的这个发现，实际上是对德姆塞茨（1968）提出的拍卖垄断经营权想法的正式确认。德姆塞茨虽然很早就提出，通过竞争和拍卖垄断经营权可以提升效率和减少扭曲，但是苦于缺乏一个正式的理论分析框架。拉丰和梯若尔在他们1987年的文章《拍卖激励合同》中完整地验证了德姆塞茨的想法。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离定理。这个分离定理表明，拍卖垄断经营权可以帮助规制者筛选到最有效的运营企业，同时降低垄断运营企业的信息租金。而且，拍卖胜出的运营企业，其最优的成本削减投入水平，和没有竞争时完全一样。

如果竞争垄断经营牌照的企业足够多，那么政府就可以获得足够精确的有关企业成本的信息。因此，拍卖垄断经营权，不仅可以筛选到最有效率的企业，还可以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的信息租金。举例来说，假定有99家企业来竞争某个垄断经营权。这99家企业的成本都介于0和100之间。那么大致来说，我们可以将这99家企业按照其成本高低排队，且其成本平均来说，将会分别是99、98、……、1。

根据拉丰和梯若尔的结果，如果我们采用拍卖垄断经营权的做法，那么成本最低的企业将获得这个垄断经营权。具体的拍卖价格在这里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政府通过竞争可以知道获胜企业的成本在0和2之间。而如果没有拍卖，那么政府只能知道企业成本在0和100之间。也就是说，竞争极大提高了政府对被规制企业成本了解的准确度，降低了企业的信息租金，减少了公告租金支出。

这篇文章极其重要，它不仅严谨证明了德姆塞茨早期的猜测，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表明通过引入竞争，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信息租金，提升规制效率。

如何避免规制俘获

此后，梯若尔和拉丰在1986年文章的基础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研究规制中的动态契约和承诺以及可能的再协商等问题。在规制尤其是公用事业规制中，规制极少是一次性的契约。政府和被规制企业之间往往存在多轮的反复博弈。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长期博弈可能会导致政府无法做出有效的承诺。

承诺的缺失会导致两个大问题。第一，被规制企业缺乏激励去长期投资。假定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投资，而且这个技术投资可以降低企业将来的生产成本，一旦企业进行了投资后，政府就可能会想降低对企业的转移支付。企业预期到政府的潜在机会主义行为，在缺乏明确的政府承诺时就不会去进行对整个社会都有效率的投资，从而损害整个社会。

第二，缺乏承诺会导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再协商。政府无法承诺和再协商的动机很容易导致诸如“棘轮效应”的发生。企业预计到这种效应，在契约早期就没有动力如实披露自己的成本类型。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政府不能太贪婪，试图想获取“太多的信息”。

现实的规制问题，通常都涉及两个层面的代理问题。第一个是规制者和被规制者的问题；第二个是规制者和执行规制政策的执法者（监督者）之间的代理问题。第二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特别重要。

在规制理论中，第二个代理问题通常被称为规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这个问题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意识到，也是芝加哥学派的人反对规制的重要缘由。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斯蒂格勒很早就指出，规制机构和监督人，很有可能为企业俘获，成为企业利益的代言人。大量的研究表明规制俘获问题普遍存在。

如何通过有效的监规制度设计来避免规制俘获问题？梯若尔（1986）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三层的代理模型来研究规制俘获问题。在这个框架中，包含有一个委托人（政府）、一个监督人（执行机构）、企业。这一模型现在已经成为研究组织的基本经济学模型。这一模型的基本含义是，为了避免监督人和企业之间的合谋，委托人的激励合同通常具有较弱的激励机制。

在梯若尔（1986）的基础上，拉丰和梯若尔（1991）应用这个三层的代理模型来回答规制俘获带来的挑战。当企业了解到自己的信息比较有利时，它就有很强的积极性去收买监督人，让监督人帮其说好话。

考虑一个规制机构、监督人和企业的规制框架。假定企业的成本有高或低两种可能。如果监督人观察到企业是高成本，那么企业不会去收买监督人，因为如实报告高成本对企业有利。但是如果监督人观察到企业是低成本，那么企业就有动力去收买监督人，让监督人去向规制机构虚报其成本信息。如果信息租金足够大，企业就可能花巨资去收买监督人。规制机构为了有效避免监督人和企业的合谋，可以减少企业的信息租金，弱化企业收买监督人的动机。换句话说，合谋的威胁，使得低激励的规制合约显得更有吸引力，更为合理。这一理论贡献的重要含义值得再次强调：低激励的规制合约并不等于糟糕的规制政策，它可能是应对合谋威胁的有效方案。

可以说，梯若尔和合作者的研究完全重写了规制经济学，几乎回答了规制经济学中的所有重大问题。梯若尔的研究多采用严谨的分析框架，同时又兼顾特定市场的具体细节。因此他的研究模型不仅优美，而且有很强的政策含义。他的研究不仅在学界影响深远，在业界也深受关注。

在今天的中国，很多市场和行业的发展都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无论是公用事业的规制，还是一般性的市场监管，都和西方成熟市场经济越来越相似。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一流学者的科学研究成果，真正了解他们的研究及政策含义。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们的经济政策水平。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学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