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公布以后，社会各方对经济前景的看法分歧加大。全面准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对做好第四季度和明年初的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就如何评价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应对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和风险等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他认为，全年GDP增速有望达到7.5%左右，但是应该弱化GDP目标，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在通过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效率上下工夫。
记者：从速度和质量两方面，您如何评判当前的经济形势？
哈继铭：中国经济当前正面临结构调整的压力。在维持较高增速的前提下保证增长的质量实属不易。尽管短期增速可以通过刺激政策推动，但是长期增长潜力和可持续性需要通过改革和结构调整才能实现。就目前中国经济的规模而言，今年上半年GDP增速达到7.4%左右应当说是相当快的，更重要的是前八个月基本达到了全年的就业增长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长的质量也不低。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失衡问题近年来没有得到纠正。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41.6%上升到2012年的47.7%和2013年的47.8%，显示投资创造的产能难以被消费和出口所消化。这一投资率不仅是建国以来的最高点，也大大高于其他一些高投资率国家的历史高点(如日本1970年达到最高点时也只有39%)。而且投资效率也随之下降，2008年前100元投资可增加GDP35元，2013年降至16元。记者：今年GDP增长目标能否实现？要实现经济社会总体目标，促进经济长久良性发展，7.5%的GDP增长率是不是必须实现的硬指标？
哈继铭：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接近7.5%，而且目前的一些领先指标也在较高位运行，因而全年GDP增速有望达到7.5%左右。
关于GDP增长目标，我的看法是，制定增速目标尤其是短期目标，应该随形势而动。如果不顾之后发生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实现它，则可能有百害而无一利。害处一，误导政策。原先制定的增长目标可能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发生始料未及的变化或当时的目标本身欠妥而无法实现，正确的做法是考虑是否需要调整目标，并且分析和应对达不到目标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如失业、通胀等。害处二，不利改变增长模式。中央层面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并加以严格落实的意图，往往被地方政府解读为本地区需要不惜代价保增长，逐级传递的结果只可能将目标进一步提高，不可能降低。为了保增长，某些地方便力图通过信贷和融资平台的扩张发展投资，甚至鼓励和保护当地企业低效扩张，通过抬高地价促使房价上涨来维持地产投资。害处三，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不符。制定一成不变的增长目标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市场经济占比已经不再适合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似乎也很难找出市场经济国家每年制定一个GDP增长目标而且坚定不移地加以实现的个例。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哈继铭：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三过”问题：即产能过剩、债务过高、房地产供应过大。
过去多年的高投资增长，特别是自2008年实施4万亿元刺激政策以来，大量投资涌入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上述投资占比过高。在微观层面上，中国目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等领域表现最为显著。2013年我国粗钢产能10.8亿吨，产量7.8亿吨，产能利用率仅有72%，而国内需求量不足7亿吨，钢材出口高达6230万吨。重点企业钢材库存达1452万吨(截至2014年6月)。
2013年，水泥产能32.9亿吨，产量24.2亿吨，产能利用率约为73.5%。电解铝产能3200万吨，产量2205万吨，产能利用率不到70%。而美国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2013年处在78%左右水平。
中国过去10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信贷扩张。目前社会信贷总量高达GDP的229%，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超过美国在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更令人担心的是，过去五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了43个百分点，这一膨胀速度已高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令人担忧的是，以往数年中国企业债务的高速膨胀是在实际利率极低的环境下产生的，现如今实际利率在名义利率上升而工业品价格通缩的背景下大幅上扬，而企业利润率在下滑，增大了债务违约风险。
房地产风险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供应过大、住宅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上。根据公开的数据，包括在建商品住宅面积、商品房需求量，结合人口结构、城镇化速度进行分析，得出这个结论并不难。
记者：面对压力和风险，为促进经济长久良性发展，您建议的应对举措是什么？
哈继铭：第一，应该容忍经济增速下降，重视调整经济结构。我们的模拟分析显示，如果将投资率从目前的47.8%逐渐下调至2022年的40%，未来8年的GDP平均增速将在5%－6%区间。中国GDP增速不仅已经告别了“10%”时代，也正在告别“8%”时代，并即将进入“6%”时代，可谓“辞八迎六”。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应该是重改革、轻刺激。第二，通过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切实落实户籍制度改革，启动土地制度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从而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增长。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将有利于提高家庭利息收入和消费增长。第三，通过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效率。这方面的举措涉及国企改革、资本市场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
本文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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