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访余英时之二：余家后园竹成林

李怀宇

当余英时先生跟我谈起世人关于胡适的种种误解后，很认真地告诉我：“胡适不是完人！”我接话：“我不喜欢完人，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完人。”

余先生的住所，屋前有一个小鱼池，屋后是一片小竹林。如今余先生的室外活动，大致是喂喂鱼，散散步。有一次，我陪余先生到屋前喂鱼，再散步到屋后，方知竹林之美。这种景象，在一般的美国家庭难得一见。我本想聊起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来，但沉醉在后园美景之中，顿觉“欲辩已忘言”。

散步回来喝茶时，倒是随便聊起香港电台的《杰出华人系列——余英时》，为了制作这辑节目，香港电台的编导翁志羽等人竟花了近一年时间，到美国、日本和安徽潜山官庄乡等数地拍摄。香港电台的《杰出华人系列》是我最佩服的华语人物栏目，我曾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用了近一周的时间，细看了这个栏目以前制作的十几辑节目，受益良多。余先生说：“翁志羽还找到我小孩子时反抗权威的事件，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听到广西的营长想做非法之事，写了状子想告他，他先要把我杀掉再说，发生了很大的事件。”

2008年春节后，终于看到《杰出华人系列——余英时》播出，制作得实在好。只可惜香港电台花了那么多功夫，在电视节目上因时间限制只呈现了一小部分，没有看到多些关于余先生小时候在故乡的故事，却见到实景拍到的一片竹林！官庄乡的竹林与普林斯顿的竹林遥相呼应，不免引人幽思。

后来我问余师母：屋后的竹林如何得来？余师母说：原来是牟复礼先生（Frederick W. Mote，1922－2005）送的一株竹子，栽在屋后十几年，竟成了这一片竹林。我马上联想到同是安徽人的胡适。《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1961年6月14日晚饭时，有一个菜叫作“油焖笋”，于是胡适想起幼年时代的一个故事：

我第一次从美国回来以后，到家不久，母亲对我说：“你种的茅竹，现在已经成林了。你去菜园看看。”我说：“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有我种的竹？”母亲说：“你去看。”她把菜园的钥匙给了我。我的房子是靠十字路的，这条路一边是进城去的路，那边是到山上去的。到菜园去要过一条马路，转一个弯，还有相当的路。母亲既然吩咐，我就去了。进了菜园，我一看全是长满了茅竹。园里为保留一点种菜的田地，中间用砖起了一道墙。茅竹还是在墙的这边长出来，另外还向那边别人的园子里发展了去，总有成千根的竹子。我回来之后，母亲告诉我，在我十二三岁时，有一天傍晚时分，看见房族里的一位春富叔，用棒柱挑着一大捆的竹子，很重，走得很快，他看见我在路旁，递一根给我，说：“糜（先生的小名），这根给你做烟管。”等我仔细一看时，他已走得很远了。我拿回家对母亲说：“春富叔给我做烟管，我又不会吸烟，把它种在花坛里罢。”我那次回家之后在上海过了4年，再到美国7年，共11年不曾回家。原来这一根竹在花坛里很快地生长，发旺起来，花坛太小了，母亲叫人把它移到菜园里去。家里又不吃它的茅笋，11年之间就旺满了菜园了，这是一根竹起来的。

在普林斯顿，我和余先生只顾谈话，所有的生活细节都由余师母安排得妥妥帖帖。临行时，余师母说：“带两个苹果在火车上吃吧。苹果是平安。”我和余先生相顾一笑，余先生说：“我的生活是我太太管的，否则我也做不成事了，像她这样的人，现在世界上也很少了。”

有一天，余先生夫妇到我所住的旅馆共进午餐。我发现每一次吃饭时，余师母总会和饭馆的侍者寒暄几句，那一次倒茶的黑人老太太问她：“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余师母说：“是我们的朋友。”那老太太的笑声震得连茶杯都好像动了。我顺便问起：“你们家有几个孩子？”余师母说：“两个女儿。”余先生说：“都在美国，美国的习惯，孩子大了就只管自己了。社会流动很大，儿女的工作今天在这个城，明天在那个城，想管父母是管不了的，现在中国也难做到，有心无力。”我便说：“像张充和都九十多岁了，没有儿女在身边照顾，晚上一个人住，不小心摔倒可怎么办？”余师母说：“摔倒了她一定唱起昆曲来。”余先生说：“看一个人就看她精神的自我。”

余师母告诉我：“我们在生活上是古人，我们家没有电脑，不用e-mail，只用传真和电话。”余先生则说：“我写文章都是手写，我的坐功很大，在书桌边坐八九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因为要写东西就要看你持续做下去的能力。”我发现余家的电话多是由余师母先接，如果余先生还在休息或者全神写作时，和余师母聊天也是一件乐事。我在美国时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一个故事：余先生在写《朱熹的历史世界》时，李欧梵打电话给余家，是余师母接了电话，聊了很久后，李欧梵问：“余先生最近在忙什么？”余师母说：“他在忙着和一个人对话。”“和谁对话？”“朱熹。”

(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