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四方”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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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文，解读“中国模式”。

继最近中央媒体出现“阿里巴巴代言 中国模式 ”的说辞后，昨日中国模式又同时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两家重要党媒分别刊发《“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和《理直气壮地研究“中国模式”——评<中国超越>》，以“一国四方”来解读中国模式。

一国四方

“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

在《人民日报》文章《“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中，作者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张维为，以“一国四方”来解释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因素。

“ 一国 ，即中国是一个 文明型国家 ， 四方 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是 国家型政党 （或 整体利益党 ）；在民主制度方面，是 协商民主 ，包括决策领域内的 新型民主集中制 ；在组织制度方面，是 选贤任能 ；在经济制度方面，是 混合经济 。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 中国模式 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尽管从宏观的角度审视，“一国四方”的实质内容在过去也被提及很多次，但在细节和表述上，张维为给予了新的提法。比如，过去在政党制度方面，自十六大以来多被提及的说法是“学习型政党”，而张维为称之为“国家型政党”或者“整体利益党”，这是之前并没有被公开提到过的。

在文章中，“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 党 ，但和西方的 党 的内涵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是 整体利益党 ，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 部分利益党 ”，“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

并且，张维为认为，“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此外，在“四方”之中的经济制度这一方的表述中，也与之前有区别。相比过去坚持很多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表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张维为提出，“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 混合经济 ，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它是 看不见的手 与 看得见的手 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 市场经济学 与 人本经济学 的混合。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

张维为将这种“混合经济”，认为是“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 民本经济学 ，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 经世济民 ，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在一起”。

事实上，张维为“混合经济”的新提法，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延续。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中国话语

用“一国四方”来解读中国模式，是张维为的著作《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的重要理论。同日《光明日报》在文章《理直气壮地研究“中国模式”——评<中国超越>》中，对张维为教授的这本书以及其观点做了点评，“在中国……政治力量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制于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因此，尽管 中国模式 还在完善之中，但确实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中国梦的前景比美国梦更光明。”“当然，书中所说的制度超越是就三种力量关系的比较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的一些制度安排，也不意味着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已经全面超越西方国家。”

为何此时频繁提及中国模式？

《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给出了答案：“理直气壮地研究 中国模式 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着手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

作者陈昕提出，“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起国家，我们在全球化竞争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恐怕是缺乏话语权的问题了。没有话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即便是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成是错的……论述了中国话语超越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话语和概念，比如 良政还是劣政 范式应该代替西方主张的 民主还是专制 范式；治国要把 民心 和 民意 结合起来，并确保 民心 治国的主导地位； 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 高于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早已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我们切不可被西方话语所忽悠。”

“中国的话语必须建立在自己的理念和实践基础上……从根本上动摇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叙述，建立一套基于本土的、国际化的话语叙述，并以中国人的眼光，用中国人的话语对西方和世界事务进行剖析和评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本书的研究开了个好头。”

以中国模式来建立中国话语体系，早在今年3月张维为教授就在《经济导刊》上提出。当时，文章《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中，张维为以“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为反面典型，提出中国话语建设的必要。

文章如此表述，“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 后西方话语时代 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此后，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国模式”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6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以及9月3日上海社科联主办的《探索与争鸣》杂志发表文章《“中国模式”的学术辨析》，均不同程度地通过解读中国模式，提出中国话语的建设。

如何建设中国话语体系，在7月底已经有具体的路径。当时，新华社在报道中央编译局举办《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多语种外语翻译出版座谈会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中央文献翻译”研讨会的消息时，称“加强 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讲好 中国故事 ，传播 中国声音 ，阐释 中国特色 ，应注意把握三点：一是注重阐释中国梦是和平、合作、共赢的梦；二是把宣传阐释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结合起来，注重阐释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三是加强中国 对外话语体系 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显然，张维为提出的“一国四方”，便是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