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引路人是许 地山，伯乐是郑振铎”

舒乙

老舍先生没在上海住过，但是他在上海有几次比较重要的经历。一次是1929年，他由英国回来，当时坐船，走到新加坡没钱回不来了，只好呆在新加坡。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华侨中学，他在那教了一学期的书，把钱凑够了再回中国。在这一学期里，他就开始写他第四部长篇小说，是写儿童的，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小坡的生日》，但没写完就回来了。回到上海，他住在郑振铎先生的家里，估计住了个把月，在那把《小坡的生日》写完，然后再回到当时的北平。

第二次是1934年，老舍当时在山东齐鲁大学教书，突然想到上海当职业作家，不教书专门写作。他到上海住了十多天，一调查发现不行。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是白色恐怖时期了，大量文学期刊已经被关掉了。作家朋友们劝他别来，他离开上海去了青岛，在山东大学教书。

1934年的暑假，他到过上海，认识了很多上海作家，但是错过了和鲁迅先生见面的机会。他当时在内山书店留了一个字条，想和鲁迅先生见面。鲁迅先生第二天才到内山书店，那个时候老舍已经离开了。

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的春天，美国国务院邀请两个中国作家去访问美国讲学一年，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曹禺。他们由重庆来到上海，准备由上海坐船到美国。上海文艺界开了隆重欢送会。

在此期间，老舍跟赵家璧先生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赵家璧先生是良友出版公司的文学编辑，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后来他离开了《良友》，正在上海赋闲。老舍先生到上海以后，把他找来说，“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我到美国去，美国人翻译了《骆驼祥子》，可能给我一笔版税，这笔钱可能还不少。如果这笔钱拿到的话，我汇回来给你，你替我办一个出版社，出版 老舍全集 。”赵家璧想都没想，“愿意愿意，我非常同意。”

老舍先生到美国以后真的得了一笔《骆驼祥子》的版税。据我所知，他把这笔钱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给赵家璧，一部分给他的一个做买卖的朋友，让他朋友去投资一个企业，一部分给了香港人，在那办一份中共地下报纸，后来这个报纸变成“地上”的了，很有名。

赵家璧先生得了这笔版税之后，申请成立了后来非常有名的晨光图书有限公司。老舍对赵家璧说，“赚了钱，咱们平分，赔了钱我不管，是你的事”。赵家璧就把老舍在不同出版社的版权收回来，一本本出，等于再重新出一遍。当时没有叫“老舍全集”，出全以后就是“老舍全集”了。同时，他还出版了大量国内有影响力的作家著作，有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钱锺书的《围城》。

但是，解放后，赵家璧被打成了资本家，不准加入工会。好不容易熬到公私合营，赵家璧先生跑到北京问老舍先生，“要公私合营，咱们怎么办？”老舍先生说，“赶快交出去。”后来晨光出版社没有了，赵家璧到上海美术出版社去当一个副总编辑。

改革开放以后，赵家璧先生曾跑到北京问我，“晨光这一段能不能写？”我说，“你绝对得写。”为什么？老舍之死很大一笔账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小红卫兵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问了老舍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 “你干吗要拿美元？”在红卫兵的脑子里，拿美元就和帝国主义挂钩了。老舍说这很正常，生活得靠这个。结果那些人打老舍，打得非常厉害。当然老舍之死的原因很多，这是莫名其妙的原因之一。

巴金收藏了

老舍的两个便条

现在说说老舍先生和巴金先生的故事。巴金把很多资料捐给了文学馆，因为他自己要带头。在他捐的东西里头，有老舍先生写给他的两个便条。这两个便条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其中一个便条是这么写的：“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你吃烤鸭，有梅博士及王仰清等人，务请赏光。祝安，弟舍，6月10号。”下头还有三个签名，王亚平、李伯钊、赵树理。他们四个人是北京文联的领导，上海文联主席巴老到北京，他们要尽地主之谊。找谁作陪？找梅博士，梅博士就是梅兰芳。王仰清是比梅博士还老的京剧明星。

还有一个便条：“会后，我准备上琉璃厂。我会后准备上那。您愿同去否？若同去，咱们可顺手吃小馆。”署名舍。

老舍和巴金认识是在1934年。1934年年初，巴老正好在北平，老舍先生回北平去见靳以，然后就见了巴老，这是友谊的开始。他们真正熟悉是在重庆。那时候，老舍先生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巴老、茅盾和冰心到重庆，老舍开欢迎会迎接。

第一次文代会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举行的，这次文代会以后成立了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全国作协那时候叫文学工作者协会。安排郭沫若当文联主席，茅盾当作协主席。但是在周恩来眼里，中国除了鲁迅以外，还有四大人物，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巴金怎么安排、老舍怎么安排？周恩来突然想到一个妙计，干脆成立上海文联和北京文联。上海文联由巴老主持，北京文联由老舍主持，四大人物各有其位。

从那个时候开始，巴老频频到北京开会，他到北京以后，一定要去老舍先生家里坐一坐，两个人要叙旧谈话，聊一聊文艺界的事。所以才有了那两个便条。

“文革”后，老舍很快去世了，巴老最后关了牛棚，好在他活下来了。他真正确认老舍先生去世，是看了日本作家的资料。日本有三个作家写文章纪念老舍， 1967年水上勉写纪念老舍的文章，1970年井上靖写纪念老舍的文章，后来开高健写了小说《玉碎》纪念老舍。这些文章，都是巴老从日本刊物上知道的，他说，“到现在为止，只要想起来就感谢日本朋友，真够哥们。”

有一次好像是上海作协想出一本上海作家改革开放以后的合集，选了巴金的两篇文章。把文章给他，说请复查一下，他说选得“不合适”，推荐了《怀念老舍同志》，他在这个文章里写了一句话， “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但是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 阴间 ，在那里我可以看到许多我所爱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见到了老舍，他约我去吃小馆，向我问起一些情况，我怎么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句 遗言 ：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 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

老舍写小说

是受许地山影响

还有一个人，郑振铎。郑振铎当时是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认识老舍先生的时候，在编《小说月报》。老舍的引路人是许地山，伯乐是郑振铎。当时老舍先生在英国教汉语，闲着没事，看许地山写小说，老舍馋，也写。有一年，许地山回伦敦，老舍把自己的手稿拿出来说，“我给你念两段听听”，这就是《老张的哲学》。许地山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意见，光顾着笑了，因为写得很幽默。最后许地山说了一句话，“你寄回国内去吧。寄给郑振铎的《小说月报》。”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开始连载了。

真正开始认识老舍的小说，向公众介绍的是郑振铎。1931年，郑振铎到北平的燕京大学教书，他经常去找冰心，他们是福建老乡，老早就是好朋友。一次，郑振铎把老舍先生带到冰心家，老舍这才认识冰心，这是1934年。冰心晚年回忆，“有一回郑振铎把老舍引到我们家，我给他沏茶。一转身一看老舍不见了，再一看在桌子底下呢。他帮我三岁的儿子找小狗熊，好不容易找到了，儿子一高兴，抱着陌生的客人亲一口，把大家全招笑了。”冰心说，可见老舍是一个热爱儿童，热爱生活的人。以后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

解放后郑振铎当了文物局局长，和老舍经常见面，郑先生永远兴高采烈，说哪发现了什么文物，哪儿又挖了什么大墓，哪儿又找了什么古籍，说着说着就开始骂街，哪儿在破坏文物。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老舍先生解放后爱收集小古玩，他专门把郑先生请来看，郑先生看了几眼以后，说了三个字——“全给扔”。老舍先生没生气，也回答了三个字——“我喜欢”。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郑振铎是文物专家，不允许有任何的瑕疵。老舍先生不管这套，这个有艺术价值，这个有历史价值，这个好玩，这个虽然有小的瑕疵，没关系，为什么？十全九美也是美。

郑先生死了，老舍先生非常悲哀，后来他常常提到，“郑振铎这个人太杂。如果他写小说就会是大作家。”当然他现在也是大作家，老舍的意思是他的才能用得太广。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整理

（编注：本文根据舒乙在思南读书会上的讲座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