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的付出，有一种对他的报答感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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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和杨台的交往有4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会经常想起的。

第一件事发生在1980年代末。当时中国电视是有一大伙人在探索的。从1985年算起，胶片摄影机过渡到电子线路一体电子设备，技术革命导致了电视语言的变革，进入1980年代末，我们才有了对纪实语言的探索，因为以前胶片摄影机的时候录音不方便。1988年，全国只有4台便携一体机，我用了这台机器做了一部纪录片。我用了现在通行的一种纪实语言，但当时人们接受不了，觉得“调子灰”，给我全台通报、警告处分，开批判会，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领导们坐在一起开会，让我承认错误。当时我们台监察室主任对我说，“你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尤其是你的片子得到了香港电影节的邀请，你怎么能把没有通过审查的片子拿到境外去呢？”我解释说，很多作者做完片子，都希望能获得朋友和同行的认可，我自然也会转些带子给朋友，仅供内部交流，我还给了台领导看呢，我完全是业务交流的心态，没有故意拿到香港这一说，但是他说，“我们必须要处分你，但也不能太影响你，给你一个警告处分。”

那时候电视台对人政治上的管理还是很和善的，最后给了一个最轻的处分，但是要调离原部门专题部，当时说要把我调到新闻部，我一听我就反应很大：“我不会拍新闻，你们要想毁了我，就把我调去！”

于是监察主任先说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去，他说：“不去也得去，这是台党组的决定。”我说：“那你还问我的意见？”他说再反映一下，让我做好准备。

没过几天，他和我说，“台党组尊重你的选择，把你调到对外部负责专题片。”可是那时候我又听了朋友的劝，心里又想去新闻部了。

我当时住单身宿舍，杨台住我们台后边，下午上班正好撞在一块，我和他说还是想去新闻部，他知道我父亲是新华社的，我父亲也想让我接受一下新闻的锻炼，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现在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领导说这样的话了，他说，“你们年轻人有很多事情不懂，很多中国社会的情况你要多了解，叫你去新闻部就是想让你去接受锻炼，想让你多熟悉中国的社会。”他是那种为了你的成长考虑，而不是从领导的角度来提处理决定。我对他说了我的担忧，开始死都不去，现在又想去了，人家会觉得我不靠谱。他说，那没事儿，“我和他们说一下就行了！”

之后那个监察室主任很生气，来找我，问怎么又变了，我说，“杨台找你啦？”他说，“是啊”，“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想好了没有？到底去哪儿？！”我说，“想好了，去新闻部。”

杨台觉得年轻人犯点儿错误没什么，这个岗位就是让你了解中国的社会，当然他还知道新闻岗位纪律性更强，像我们这种搞艺术创作的、有性格的、以“艺术家”心态自居的这些人，不到30岁，特别顺，有些知名度，应该到新闻部去锻炼一下。他这种长辈对晚辈的培养，也是当时新闻媒体界的一种传统。

第二件事，1993年，《东方时空》出现了。他给我打电话，说“东方之子”要做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这是他定的一个标准。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杨台给我们《东方时空》六七个制片人颁奖，他上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的一个师兄、现在是央视副台长袁正明下了台就对我说，我看杨台握你的手时间最长，我说，“是啊，因为在他眼里，我是后进变先进的典型。”杨台在全台大会上至少讲了我两次，原来怎么样违反纪律，现在时间怎么做的，就是树典型（笑）。那个时候电视台第一次评十佳青年我没评上，第二次评的时候，青年团委把我报上去后说有这个历史问题，问能不能评？杨台二话没说，“当然要给时间评！”

我觉得他是那种不计前嫌的人，不管你历史上如何，他看你今天的表现。如果没有他这样的领导，别说重用，我都不可能被任用。后来我当了评论部主任，也是杨台提拔的我。说起来那些年我的那些付出，其实是有一种报答感在里面，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贱命，包括对孙玉胜这些人知遇之恩的一种报恩。

第三件事是1995年开始做《实话实说》，请他看样片时，他也同意了。后来我们停播了一个多月，他就找我们谈话。他说，其实这个节目的导向不明确，你们最后让观众没有办法选择。

我们当时有一集叫《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我们讲了两种观点。杨台就说，作为一个媒体，让老百姓莫衷一是，无从选择，这个导向不就乱了吗？本来这个事情就有争论，还越抹越乱，他觉得这样不行，我和他说，《实话实说》就想调动一种讨论，让大家争论激烈一点儿，我们就不想得出结论。谈话节目的美就是不给出一个结论，让观众自己去思考。他对我说，那不是媒体的责任，他说，“你们这个节目就是自己搞出来的，我是不忍心打击你的积极性。”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按照杨台的部署，第一年“焦点时刻”、第二年“焦点访谈”、第三年就是“新闻调查”，结果我们弄了《实话实说》，这个《实话实说》其实不在他的部署范围内，因为《实话实说》是我非要干的，也是我一手操办的，这也是那个创作环境让我们有了“创新”。但这个事情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即便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也认同了，后来我们还是把《实话实说》做出来了。

我们这些搞创作的人，其实很不好管理，尺度拿捏很重要，我们都很敏感，你说我兴冲冲地跑去和你说，说完了你灰头土脸地说一句“不行”！我们会有两种表现，要么就是不与你为伍了——因为你不懂；要么自己受了打击，泄了气，没了自信，容易情绪化。杨台却总是很尊重你，他知道“不好打击你的积极性”。

第四件事是他退休了以后，好像是在2000年春节前，我拎了盆牡丹花去他家，他不在家，我就把花放在他家门口，写了个字条“春节快乐”之类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值得尊敬的人，他在任时，你去做这样的事是拍马屁，就算你心里感激也不好意思这么干，但是他退休了，我心存感激就这么做了，他后来也和别人提起过。

（作者系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中央新影电视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系早报记者采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