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蝶衣与张爱玲及其他

陈子善

自京返沪，飞行约两个小时，如何打发时间？决定一小时瞌睡，一小时读书。读什么书？拎了一包北京三联、海豚、岳麓的新书上机，其中两本书名有“风雨”，一本是沈（昌文）公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毛边本，一本是老谢（其章）的《风雨谈》简体字本。沈公大著赴京前刚拜读，那就选《风雨谈》认真一读。

老谢以写民国老杂志起家，而今文章是越来越老辣了。《风雨谈》“谈”民国沦陷区文坛“风雨”，自然“谈”得有声有色。翻到《陈荡一语惊醒陈蝶衣》，更是一篇妙文。明明是写流行歌词圣手陈蝶衣，笔锋一转，就写到了张爱玲，揭示陈蝶衣1952年8月选择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定居，“可以成为一把解开张爱玲去国之谜的钥匙”，可谓独具只眼。

但是，老谢认定陈蝶衣与张爱玲虽然“在上海共同度过1942到1952年这十年中的三个朝代”，“就像是擦肩而过的路人，曾经那么近却又那么远。张爱玲1995年去世，许多无关的不是与张同时代的人写了文章，可是我们还是找不到陈蝶衣的一点儿文字”，却结论下早了。

张爱玲1995年中秋节前夕在洛杉矶悄然谢世之后，我记得远在香港的陈蝶衣是写过“一点儿文字”的，而且是一篇有赞有弹的纪念文字。抵沪回家，立即翻箱倒柜，终于检出1995年11月《香港笔荟》第五期“永远的张爱玲”特辑，翻开一看，在“崇论宏议”栏中，陈蝶衣的大作《不幸的乱世女作家张爱玲——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果真赫然在矣。

《香港笔荟》由香港笔会主办，当时香港笔会社长是在香港大学执教的黄康显，曾写过张爱玲与港大关系的考证文章，《香港笔荟》主编是“上海人”胡志伟，这期“特辑”就是他寄赠我的。“特辑”选入夏志清、庄信正、黄康显、陈怡真、黄修己、余斌、黄傲云等海峡两岸三地和美国学人的纪念文字，以及转载的张爱玲老师汪宏声等回忆文字，并附有《张爱玲年表》《张爱玲研究索引》等，但我以为香港笔会元老陈蝶衣的这篇最值得注意。

陈蝶衣此文开头就交代了他与张爱玲的关系：

我与张爱玲，素昧平生，并不相识，但却有间接的关联，其一是：她有甚多中篇小说，发表于后期的《万象》月刊，而我是《万象》的原始创办人。其二是：“解放”以后的上海市，有一次“文化界代表大会”，由当时的文化局主催，假座“光陆大戏院”举行，我，张爱玲，都是应邀出席的“文代”之一，因此与张爱玲总算也有一面之缘。

写此文时，陈蝶衣已八十八岁高龄，记忆力还真不错，所说两点基本符合事实。“其一”所说的“甚多中篇小说”，实为短篇《心经》《琉璃瓦》和长篇《连环套》（连载，未完）等，这是继陈蝶衣接编《万象》的柯灵发表的，首任主编陈蝶衣已离开《万象》，所以他与《万象》后来的作者张爱玲“并不相识”。

至于“其二”，“文化界代表大会”指“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0年7月24日至29日在上海解放剧场（原名“光陆大戏院”）举行。张爱玲与陈涤夷（陈蝶衣另一名字）一起作为正式代表与会，而且同被分在“文学界代表第四小组”，这有保存下来的第四小组代表名单，柯灵、艾明之和陈涤夷自己的这份回忆可以作证。第一届文化会开了整整六天，日程安排很紧凑，且举7月26日日程为例：

文代大会举行第四次大会，由陈（毅）市长报告国内外形势，长达四小时，由于陈市长是个诗人作家，经全体代表决定请陈市长参加文学工作者协会为委员。下午各小组就陈市长的政治报告及夏衍柯蓝两同志的报告结合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展开讨论。（引自《一九五〇年上海文艺工作大事记》，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艺术处编印）

那么，张爱玲是否每天都到会？柯灵《遥寄张爱玲》中有名的回忆：“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 高处不胜寒 ”，应指开幕式那天的情景吧？

我这次到京当晚与老谢等欢聚，席间他冷不丁爆出一句，上海第一次文代会，张爱玲“感冒”请假了，语惊四座。他的根据是当时上海《亦报》竟在头版有过报道。具体哪一天报道的？可惜他收藏太丰富，这张重要的《亦报》躲在他堆积如山的旧书刊中，一时无法检出证实，从而成了张爱玲生平研究中一个小小的疑案，待有心人进一步查考。我想开幕式那天解放剧场中很可能“开了冷气”，以至张爱玲受凉“感冒”也未可知，即便没有“感冒”，张爱玲假托“感冒”逃会也不是没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然而，不管怎样，陈涤夷至少应该在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开幕式上见到了张爱玲，并有过寒暄，所以他才写下了“总算也有一面之缘”。

在此文中，陈蝶衣表扬魏如晦（阿英）、张恨水、徐卓呆等作家在抗战时期的“文章报国”，但对于张爱玲，在肯定她的文学成就的同时，把她归入了“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而不无微词：

（沦陷时期）逼于形势，张爱玲不可能为“慷当以慨”作后劲，转而为前导的是：采取了《红楼梦》体裁的笔法，串连人间的缠绵悱恻之故事。笔法，既轻盈，亦倩丽，很快就造成一股风气，发挥了影响力；可举的例证是：我的另一位文友，笔名东方蝃蝀，他所优为之的，便是摹仿张爱玲的作风，成为“新鸳鸯蝴蝶派”作家的附和者。

对于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无论中篇或长篇，概括言之：若不是营造“男欢女爱”，便等于做足“吹影镂尘”的功夫。求其与“共赴国难”的大时代，挂得上钩的，简直是百不得一，绝无仅有。

若说仅有，要经历了另一番的时会变化，方始写出了临别纪念之作的《秧歌》。在张爱玲的爬格子生涯中，算是有了终其一生的回光返照，亦即“夕阳无限好”。

现仍健在的东方蝃蝀本名李君维，著有短篇小说集《绅士淑女图》，陈蝶衣举出东方蝃蝀，可见他对1940年代后期上海文坛的熟稔。最后一段中所谓“回光返照”，所谓“夕阳无限好”，确实微言大义，耐人寻味。

还应提到的是，陈蝶衣说张爱玲提到《红楼梦》绝非偶然，说明他对张爱玲小说创作与《红楼梦》的密切关系有所把握。他后期也研究《红楼梦》，有不少读红随笔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我就保存着一份他的手稿《奁艳葬花同命运》。1990年代末，沈公、俞晓群兄和安迪兄准备创办新《万象》，我正好有香港之行，安迪兄嘱我设法联系他，请这位老《万象》首任主编为新《万象》创刊写几句话。我打听到了陈的住址，但在新界一带，路远时间紧，只能打电话求稿。没想到他一口回绝：其一，早已与文学再见；其二，只给繁体字刊物写稿，简体字刊物一概欠奉。我正不知再说什么，他突然又问：你读过《红楼梦》吗？然后滔滔不绝大谈《红楼梦》。《红楼梦》不就是文学吗？看来他并不是忘情于文学，而是对简体字耿耿于怀。

后来我真的见过一次陈蝶衣，但只是我见他，不是他见我。在香港文化界的一次聚会上，他是旅港半个世纪的“国宝级文学家”，被不少人蜂拥着，而且就要离会，我就没敢趋前问候。再后来，他来到了上海，安迪兄与我商议，一起去拜访，但又被告知，他年事已高，不便见客而作罢。直到2007年10月14日他享寿百年逝世，我只与他通过那次电话。因此，还是老谢《〈风雨谈〉序》中说得对，陈蝶衣这样经历十分丰富的文化老人，“我们没有意识到应该有针对性地多多对他进行 口述实录 式采访，许多历史谜团打了死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