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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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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儿
看法国导演在上海新排的莫里哀经典喜剧《太太学堂》,最惊艳的场景也许是开场和收尾的两个画面,纯色的背景,剪影的人像,简洁诙谐的音效,淡定又不失紧张的节奏、一种来自法国的风格感扑面而来。而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风格,在演员们开始卖力表演之后,就变得面目模糊。自此之外,这个戏却更多是一个半中半法的混血儿,谁的基因都没有说服谁。
作为中法建交50周年的文化合作项目,《太太学堂》请来了法国导演文森特·考林,尝试把纯正的法式喜剧搬到上海的舞台,并从9月16日开始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据说演出票已经所剩无几,首演更是座无虚席,可见观众对这样的合作充满期许。或许因为去年俄罗斯导演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的《万尼亚舅舅》颇为成功,法国导演的到来,对于导演力量单薄的上海戏剧,不啻是一个兴奋剂,也是一次新鲜的体验。
不得不说,这个法国导演挺有想法,最后的舞台呈现也是风格鲜明。同时兼任舞美设计的他把整个舞台设计得极为简洁,除了不断变换色彩的纯色背景,几块移动的木板成为了舞台变换的关键,虽然这样的创意并不稀奇,但在这个剧中却显得十分合适,也让这部作品的喜剧风格变得轻盈而现代。
当然,全剧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道具师不时上台慢慢推开椅子,以及剧中人物私密对话或者内心独白时出现的收音话筒,导演的意图就是把剧中的场景设置在法国1960年代的电影棚,他在表达自己的创作想法时还说道:“我挑选了那个时候的一些法国电影明星,把剧中的人物形象设计成与之相似。阿诺夫身上有雅克·塔蒂的影子,而阿涅丝和年轻时的凯瑟琳·德纳芙有几分相像……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充分调动大家的想象力。”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其他观众也有这样的想象力,在这版《太太学堂》里,演员们显然没有能完全实现这位法国导演的良苦用心。周野芒扮演的阿诺夫有没有雅克·塔蒂的影子很难说,但他个人表演风格的影子却十分明显。在这部充满了法式风味的喜剧里,周野芒用尽全力,用那种斯坦尼式的现实主义表演传递了他心中的喜剧。夸张的语音语调配合夸张的表情动作,有时候确实是能赢得观众的掌声和笑声的。可是,导演努力寻求的轻盈和现代,似乎被这样的表演消解了。
当剧中阿诺夫脱光外套,露出了汗流浃背浸透的衬衫时,观众席发出了一阵夹杂着感动和钦佩的惊呼。没有办法不肯定周野芒扎实的表演功底和舞台上的尽心,可是,当一个法国绅士因为听说了一个关于女人的痛苦消息时,就开始满脸抽搐抱头蜷曲在长凳上不能起身,这样的喜剧表演,是不是太过于简单粗暴呢?值得注意的是,莫里哀正是在创作《太太学堂》那一年迎娶了他第一任妻子玛德莱纳·贝雅尔的女儿——阿尔曼德·贝雅尔。可以想见,对阿诺夫这个角色,莫里哀应该有着很多幽默的自嘲,而并非丑角化的塑造。
表演观念的不统一不仅出现在演员和导演之间,也体现在几乎所有演员的表演风格都“自顾自的”。两位仆人的喜剧元素似乎主要就是人物的“智商低下”,这类傻瓜的角色倒是在法式喜剧中颇为常见,只是,这两个“傻瓜”在舞台上更多是通过嗫嚅的说话状态和僵硬的肢体表现,没有任何表演细节上的设计和变化。而到了两位本来应该光彩照人的年轻男女主人公这里,单纯清澈的阿涅丝被演绎成了单薄的“小白”,和凯瑟琳·德纳芙十万八千里,倒是和女仆的“傻瓜”只有一线之差。至于那位英俊帅气的贺拉斯,在剧中更多像是一个挂着黄头套的二逼青年。
不得不说,喜剧表演是个技术活,一出喜剧是不是好笑,既取决于文本和导演,更取决于演员对于节奏和技巧的把握。如果说阿涅夫的问题是表演观念上的,几位年轻演员则面临着观念迷茫和技术缺失上的双重问题。倒是最后出场、聊聊几场戏份的两位老演员,给这出喜剧添上了一分真正让人振奋的色彩,昂力克重复出现的“耶”,在喜剧细节的设计和节奏上,真正体现了一个老演员的功力。
对于喜剧表演,也许我们戏剧学院的教育里素来是缺乏这一传统的。至少,斯坦尼的大部分作品在中国人看来似乎都是正剧和悲剧的,喜剧貌似是个弱项。而我们传统戏曲里那些丰富的喜剧表演技巧,至今似乎也没有被那些学习话剧的戏剧人们所真正尊重、认识,并且去学习而化为己有。对于话剧演员而言,喜剧这门技术活,除了天赋之外,就只能通过实践体悟。必须赞赏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每年请来一位外国导演创作经典名剧的做法,这样的合作,显然能打开我们自己创作者的视野和思路,提供另一些养料。
但是从《太太学堂》的合作而言,从中获得启迪更多的似乎是观众,演员们似乎并没有通过合作,从自己的固有认识中走出。也许是一个月的排练时间太过仓促,就像文森特·考林此前不断说,一个话剧在法国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排练时间,而在中国,演员甚至很少会在这期间进行表演上的对话和探讨。又或许,要打碎自己真的很难。尤其在演员们没有这个欲望的时候,甚至于,他们只是还走在建立自我的过程中。
最后不得不说一句,莫里哀于1662年创作的《太太学堂》是用十二音节诗(亚历山大体)、以大量诗歌的叙述为形式写成的长篇叙事。而在这一次中文版的翻译中,原剧作中的诗意荡然无存,当演员们念着大段不复诗意又脱离叙事的独白时,文本俨然成为了喜剧表演的障碍。除了夸张的表演,他们也许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支撑起与漫长时间毫无冲突的台词。可以想象,当大段大段《牡丹亭》和《西厢记》的词曲被译作英语白话时,如果没有长袖翻飞的技术绝活抑或细腻抓人的表演,西方观众在听到这些不说人话的“废话”时又该是多么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