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海造地不能忘了生态账

东方评论

填海造地，不仅关乎滩涂消失、海岸走远的“怀旧”“乡愁”，还是一个影响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

填海，成了最近的新闻热词。

有媒体报道，海南计划在三亚市填海建设28平方公里大型空港，方案已上报国家海洋局。更有媒体报道称，早在2012年年初，大连就采取离岸填海方式建设新机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海上机场，总造价估算约263亿元。

而据早报之前的报道，“十一五”期间，沿海省市已完成和计划实施的围填海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1000平方公里，这相当于每年造了一片如香港大小的土地。根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时，中国海湾、河口、海涂等滨海湿地面积已减少约一半。

因为城市扩张，土地需求骤增，中国进入填海造地的高峰期。但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条明文规定，国家对填海等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的态度，是“严格管理”。

表面上看，填海增加了陆地面积，特别是海洋转化为机场、海景房之后，其价值更是扶摇直上。但这种交易是有“负外部性的”，这笔“生态成本”是我们从子孙那里借来的。

填海造地，不仅关乎滩涂消失、海岸走远的“怀旧”“乡愁”，还是一个影响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以深圳为例，深圳湾红树林是全世界唯一位于市中心的湿地，但2006年的调研显示，红树林面积20年间减少了50％，海景房步步进逼，湿地、红树林步步消失，20年前深圳湾清澈的海水，现在已变成黑褐色，海水在旱季成了劣四类水。

按“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填海生态补偿必须计入工程成本中，不能由我们的子孙承担。

中国海洋大学的学者李京梅、刘铁鹰，曾专门针对福建一处填海工程，做过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他们认为，填海的生态损失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损失不仅包括养殖业损失，还包括对底栖生物类的经济损失的影响，大部分底栖生物（如贝类）被掩埋覆盖，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生态影响。

间接损失包括：湿地被破坏后，生态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能力”完全消失；湿地消失后，原本气体调节功能的损失。据此，学者根据农业部《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以20年为基准影响期折算，认为填海的外部生态成本高达377.70元／平方米。

事实上，日本、荷兰等以填海闻名的国家，都因为填海的巨大的负外部性，近年已严格控制填海，并积极进行生态恢复补偿。如日本的关西机场的工程预算达到1100亿美元，工程造价超过了同时期的英吉利海峡隧道工程，但日本仍然选择海上人工岛的填海方法，以减少对海底生态环境和水动力环境的影响。早在1990年，荷兰就实施由农业部制定的《自然政策计划》，在填海形成的陆地上重建新的湿地系统。

相对而言，我国的填海法律规制相当滞后。一是前述的填海生态补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填海造成的巨大生态损失没有让受益者承担。二是填海的长期规划、短期监管都不健全。比如，直到2006年，我国才首次制定了全国性的围填海规划，对沿海各地的围填海总量实施指标控制。三是湿地的管理机制没有理顺，比如，湿地是鸟类重要栖息地，但鸟类保护归森林系统管理；填埋湿地是海洋、环保部门管理，这导致很多填海工程的环评不涉及鸟类。

今年《舌尖上的中国2》，让人们知道了浙江滩涂上生命力旺盛的望潮、跳跳鱼。其实，看似“肮脏”的湿地，是这个星球上最富生命力的地域之一，不要让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