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洋诗：取于宋而归于唐

作者论定王渔洋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十分令人信服，即渔洋是分水岭，在他之前的宋诗是“唐诗之宋”，自他开始才被勉力导入“宋诗之宋”，开启了直至晚清一直未曾停息的将黄庭坚经典化的过程。

张寅彭

蒋寅先生在《清代诗学史》的“导论”中提出的几条原则，诸如摈弃单一的观念史的视角，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和说明理论，修正中国诗学在当代中西比较中越比越“薄”的误会等，这也是我多年来治诗学的理想。但又谈何容易！认识到是一回事，做到又是一回事。

在历史叙述中呈现和说明观念，这需要逾越一种渐成模式的写法，即上世纪由郭绍虞先生创立王运熙先生完成的所谓“批评史”的经典写法。这种主要运用揭橥概念和说明原理来建构历史的方式，促成了传统诗文评向现代学术范式的过渡，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就清代部分而言，后来如邬国平（《清代文学批评通史》，上海古籍，1995年11月版）等人，继续将这一范式演绎到了很高的水准。

而蒋寅的新著能够突破批评史围绕观念立论的写法，我觉得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清代诗话文献材料的大规模整理。“诗话”是一种以记录诗人生活和诗事件为主要旨趣的文体，清代诗话发挥此种记录当代的功能又最充分，加上时代较近而保存数量最夥，足堪使用，蒋寅又正是迄今阅读此种材料最为充分和用心的人物之一，所以他写起来就绝不会只有观念而不及人和事了。这也就是他一再标举的所谓“进入过程”的历史研究之法，执意要从上述模式中走出一条新路来。

上世纪清代诗学建构的最大成果可说即在于厘清了观念。青木正儿、郭绍虞先生等首为归纳出神韵、格调、性灵、肌理等所谓四大诗观，以及诸如诗史互证说（钱谦益）、“分解”说（金圣叹）、“学人之诗”说等，直至世纪末出版的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分十六章细致地梳理了乾嘉以前诗学众观念之间的同异关系。而我本人试为拈出的“质实”诗观（潘德舆养一斋），并戏称其曰“第五大诗观”（《试论清代诗学侧重质实的立场》，《中国诗学》第十二期；《再论嘉道以还之质实诗观》，台湾中山大学《文与哲》第十七期），自然也未脱就观念立论的思路。

观念呈现的是一种“完成”状态，标志某一项实践及其思考已然抽绎出结论，“过程”宣告结束。所以注重终结的观念还是注重历史的过程，两者确是大异其趣的。按照蒋寅的解释，后者相当于批评史、文献学等，与观念史一起合成了他所谓的“诗学史”。

作者论定王渔洋在清代诗学史上的地位，十分令人信服，即渔洋是分水岭，在他之前的宋诗是“唐诗之宋”，自他开始才被勉力导入“宋诗之宋”，开启了直至晚清一直未曾停息的将黄庭坚经典化的过程。这个大判断虽不必是创见，但作者将渔洋的“越三唐而事两宋”作为“康熙诗坛最大的事件”来写，确实赋予了其人及其诗学前所未有的分量。作者对渔洋素有研究，相较于作者本人此前的论著，本书的论述显得更为细致圆融，这是毫无疑义的。尤其如第六章第三节的三、四，作者在此节的一、二说明渔洋宗宋诗风如何形成之后，笔锋一转，又试图说明康熙二十年前后，由于皇帝爱好唐诗的影响，王渔洋是如何随着京师中枢风气的转变，也紧随其后完成了自己由宋转唐的过程。这段历史叙述材料充足，过程完整，几乎无懈可击，也是本书所尝试的所谓观念历史化的精彩段落之一。

不过也就在此处，作者揭示的渔洋的尊唐之立场与前述的宗宋之意义也出现了落差。这一次作者未作解释。当然渔洋是清代诗学的大家，出现这种多意性并非不可理解。但此处是否正需要稍稍跳出具体的历史场景，回到纯粹的诗学立场来作观察呢？渔洋的政治性格确属谨慎，这种谨慎的实质实际上是消极。当然他的艺术性格同样也不必达到视诗为性命的激烈程度，但一生耽于诗，则无疑是积极的。是否可以这样来认识，康熙前半期唐宋诗风的转换虽然与政治不无关系，却也自有其诗学内在发展的逻辑性，而渔洋个人出于学艺的必然需要，因而主动尝试出唐入宋以求全面的经历之阶段性，恰与之吻合，这应该才是这段历史的真相吧。所以渔洋的几个选本，从《五七言古诗选》到《唐贤三昧集》再到《唐人万首绝句选》，绝不能看作是为了洗刷前此祧唐祖宋的嫌疑而编纂的，而是他五十岁以后诗学继续发展以求落实于“诗体”的必然之举。

渔洋诗风、诗学的基本面是尊唐，所以他对“诗必盛唐”的明诗也取肯定的态度，这也是他与钱牧斋大不同的一点。但以他全面涉猎历代诗学的理性，又不会无视黄山谷的存在，上文所说的他的宗“硬宋”也绝不是敷衍，蒋寅举各种材料证明他典试四川期间创作的《蜀道集》是真宋诗，都说明了他学宋的认真。渔洋此种有取于宋而又归于唐的立场，在他生前还来不及被人当成一个统一体来对待，或者视他承宋诗衣钵，或者又专重他尊唐的一面，把他视作“清秀李于麟”来批判。这种两极误差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整合渔洋的全部诗观才能得到克服。蒋著或因偏重于历史叙述，故虽稍有乖于诗学其里，却也是忠实于一时现实之相的。

蒋著关于渔洋还有一个“身份认同”方面的问题，即他究竟是一位“山东诗人”，还是全国性的诗人？这个问题主要是由章节设定未能尽善造成的。作者将渔洋置于山东诗学名下，但渔洋一生“服官四十五年”（《自撰年谱》）主要是以朝官的身份在京师发挥影响的。京师以外仅有的与其诗家生涯很有关系的扬州数年也并不属山东，致仕还乡也很晚，已在七十以后了。而更关键的是他在京城的数十年间是有一个以他为中心的诗人群体存在的。这个京师群体的成员虽然有出有入，流动不居，但他这个领袖人物却基本稳居不动。所以清初顺康雍一百年间，诗坛中心的态势很清楚，就是由前期钱谦益所在的江南向后期王士禛所在的京师转移。这与随后的乾隆时期不同，乾隆时金陵的袁枚与京师的翁方纲、法式善两个中心是并存的。作者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章目“山东诗学”前面加上“清代诗学的发轫”一语，本意显然是指隐于言外的渔洋而言，但其字面意传达的却是更形纷扰的错觉，似乎“清代诗学是由山东诗学发展出来的”，自然也无异于离题了。

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以为应该像王夫之那样，为王士禛专设一章。渔洋对于清初诗学的重要性，远在船山之上，他是完全够这个格的。我曾说过渔洋开启乾隆以后诗话写作所起的作用犹如陈涉（刘项是袁枚），但他之于全部清代诗学，则无疑就是刘、项本尊。而且缺少渔洋这一章，船山一章反生喧宾夺主之势而有错位之感。只有将渔洋作为终章，全书才算顺理成章，这只豹尾并能顺势收住全书。现在因为限于山东诗学的框架，只能由被定位为与渔洋“意气之争”的赵执信来收束全书，不免令人稍觉气馁。蒋寅或是因为写过了渔洋的专著而想变换一下新鲜感吧，遂才不觉有此失手。

当然将赵、王的这一场争论作为清代诗学第一个时期的结束也并非不够分量，但需要提高认识这场争论的诗学史上的意义。这场争论其实一直延续到两人身后的乾隆中期，继赵秋谷担纲反渔洋主将的边连宝也是一位山东人。不过这绝不是一场山东人的“窝里反”，而是有其关乎全局的意义的，所以后来纪晓岚也参与进来，发表左袒秋谷的意见。乾隆时期的几位诗学大家，袁枚、翁方纲等人虽然不反渔洋，但语带保留，不能不说也都与秋谷的反对立场有关。其他如沈德潜、姚鼐、法式善等，则直承渔洋，而惜抱、梧门诗学及创作中的宋诗因素，也可能都与渔洋有关。这是我读蒋寅此著后受到的启发，当然都还尚待证实，也期待着在蒋寅的第二卷中读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