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陈翔鹤先生

他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前辈学者。他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就是他的纯真人格，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非常可贵；其次是他“要就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好”的工作精神和态度。

徐公持

初识“翔老”

在文学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之际，我曾写了一篇《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将我关于老一辈专家的记忆点滴，记述成文。那篇文章并未言及陈翔鹤先生。当时的想法，主要是陈先生起初并不算古代组的人，还有就是我早就打算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记述他的事迹。

陈翔鹤先生从1954年3月《文学遗产》创刊之初，即担任主编，所以他的编制是跟着刊物走的：先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然后于1956年9月随刊物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部虽然人数不多，常设编制也就是三四名人员，但它直属研究所，与研究组平行设置，所以与古代组是两个单位，平时的业务和学习活动分别进行。当然由于专业完全一致，加上古代组在七号楼，《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六号楼，中间有楼道贯通，来往很方便，所以平日里人员的交往很频繁，像曹道衡先生就曾以古代组成员身份去兼任编委会的“秘书”，参与稿件处理工作。至于我本人，1964年春夏之交才进入中科院文学所，到所时间晚，加上当时形势急剧变化，“大批判”此起彼伏，作为《光明日报》副刊的《文学遗产》，也开始登载一些批判文章。而我对“大批判”既无才能，亦乏兴趣，因此也没有向《文学遗产》投过稿。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当时没有去叩过编辑部的门，也没找过陈翔鹤先生，他当然也不认识我。

记得我偶然邂逅陈先生，时间在1965年夏天。那是我刚从安徽参加“四清”工作结束，回到研究所里不久。有一天下午，我小憩过后，进入六号楼一层的文学所图书室阅览室，到那里去翻看日本汉学杂志。不一会儿，进来一位老者，也来翻看各种报纸。两人隔着一张长桌子面对面坐着，安静地各看各的。他浏览得很快，不一会儿，便看过了七八种，站起来身来要走。此时，他忽然看看我，开口问：“小伙子，你是哪个组的？叫什么名字？”我简要回答了他，他点点头，“啊，啊”了两声，走出去了。阅览室外间连着图书室借书处，我接着就听见图书室工作人员朱 女士在与老者打招呼，说：“翔老，您走啦？”老者也回答“啊，啊，再见。”过一会儿我看完杂志，也通过借书处出去了，我与朱女士较熟，便顺便问她：“刚才出去的那位是谁？”朱女士一听，不禁哈哈笑起来，说：“他是陈翔鹤老先生呀！你怎么他也不认识？”就这样，我算是认识了陈翔鹤先生，也知道了所里年轻人称呼他为“翔老”。不过此后我与翔老交往仍少。走廊里偶然相见，我就招呼他一下“翔老你好！”而他也只是回一句“小伙子你好！”就又匆匆走过去了。

那是“文革”前夜，黑云压城，风雨欲来，《文学遗产》不久发生了变故：原来，全国“大批判”形势甚嚣尘上，“上面”（事后得知那是主管宣传文教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及中宣部若干领导）对《文学遗产》在批判“封、资、修”方面的表现不满意，甚至认为这样一个以正面研究古典文学的专门刊物有无必要存在也颇存疑义，所以对它作了“调整”：一是将它的内容扩展到包括外国文学在内，由中国的“文学遗产”变成中西混合的“文学遗产”；二是将刊物与文学研究所脱钩，由《光明日报》社抽调人员承担编辑工作。

如此一来，文学所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只得解散，人员则合并入古代组。于是在每周三下午的古代组例行“学习会”上，开始出现陈翔鹤先生的身影。陈先生风貌独特。他童颜鹤发，胖胖的身材，衣着整洁，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看上去和蔼可亲。他待人诚恳，与人为善，性格直率，实话实说，无论何时，都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真率可亲感觉，甚至可以用“童真”两个字来形容他的性格作风。这与一般人印象中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大专家完全不同。另外，他喜欢交际，爱开玩笑，不拘小节，说话川味十足，爱摆“龙门阵”，无论什么场合，遇见什么人，都没有冷场的时候。他很讲究茶饮，每次开会，必定端一白瓷茶杯，说话时，那茶杯就跟着他来回晃动，又不时地要品一口茶。他虽然只能算是古代组的“新人”，但由于他与古代组的人本来就很熟悉，所以他在组会上无拘无束。他的到来，使古代组内增添了随意、闲适、自然、活泼的气氛。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与他谈话聊天，有时随便到了简直“没大没小”的地步。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翔老，听说你讲过：你从四川调到北京工作，你说是 房子愈住愈小，汽车愈坐愈大？ ”翔老听了，赶紧否认：“我哪里说过这种话？我没有说过！”还有一次学习会结束后，他与组内的几个年轻人留下来大谈关于如何养花的事情，他在主讲，我们则旁听。他讲了足足半个小时，以致清洁工来打扫房间了，还不肯作罢，只是从这一头移到那一头；而清洁工打扫到那一头，我们又簇拥着翔老转回到这一头继续谈……总之，翔老以自己简率真诚的性格，与本单位领导和同事平日相处都颇融洽，拥有文学所少有的好人缘。

“闲谈”纪略

陈翔鹤先生作为一位“老先生”，按照所里规定可以不坐班；又由于《文学遗产》编辑部已经解散，古代组内也没有翔老具体的工作任务，所以他不必天天到所里来。但实际上所里仍然可以经常看到他的身影，他常出现在图书室，借书或看书，或者在古代组各个房间走动，与人说话，就在这种状况下，我与他之间有过几次“闲谈”。

那也是一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左右。办公室的另一位同事梁 外出办事了，只我一人在伏案看书。房门开着，忽然门口出现翔老的身影，手里端着那茶杯走了进来。他看看室内，便说：“你在用功啊？也不出去活动活动？”说着便打算退出去。我赶紧站起来说：“翔老你别走哇！请坐下啊！”他不再客气，就在一个软椅上落座，喝了两口茶，清清嗓子，便开口问我是哪里人，以前的学习状况等。当我说到导师是张志岳教授时，他便说：“哦！你老师是张志岳呀！我知道的。他是《文学遗产》的作者，我与他有书信往来，但没有见过面。我知道他是老清华出身，他的文章写得不错，比较实事求是，而且有内涵，很好。他是专门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那你现在做哪一段的事情呢？”我回答他，余冠英先生已经安排我参与先秦至隋这一段工作了。他肯定地说“好的，好的。”然后就问我：你正在看什么书？我说正在看看 学者写的回忆录。他问了书的内容好不好，写得怎样，我简要回答后，他接着又问我喜欢古代那个作家，为什么，等等。他边问我情况，边议论，随着话题任意发挥、即兴评说。我也问了他一些问题。谈话不拘一格，话题不断转移。除了与学问相关内容之外，也涉及一般生活等其他事情，确实有不少“闲聊”的成分，甚至包括米饭好吃还是面食好吃、如何吃粗粮等等。他说话的方式是“随机”“即兴”的，谈不上很有系统。但平淡中见精彩，随意中有机锋。“闲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忽然问我几点钟了，然后说：“啊呀！我要回去了。打扰你看书了，再见吧。”端起茶杯就走。

这样的谈话，记得有三次。还有两次时间稍短，也有半个多小时。谈话内容当时印象深刻，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还记得不少。现将他谈话中有关学问方面的某些段落略陈如下。先后次序以及词句未必完全准确，但基本内容肯定不差，至少不会有大的意思上的违谬。有些话我当时就觉得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很有启发，所以记述下来，不会毫无价值：

你问我怎样做好研究工作？我只能告诉你：你随着你的兴趣去做，就能做好。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兴趣，没有兴趣就叫硬着头皮做，那是做不好的。我编《文学遗产》编得好吗？（徐答：“好的！”）好什么！？（徐吃了一惊）你太年轻，看问题太简单。其实我兴趣不在这里，或者说我的主要兴趣不在这里，我的兴趣是什么？我其实对于写作更有兴趣。我想创作！但是组织上要我来编刊物，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做这个编辑工作。我这个人要就不做，要做就全身心投入，努力做得好。可是我尽管付出了许多精力，做了这么多年，结果令人不满意。我很遗憾！（徐问：“您后悔吗？”）我这个人从不后悔，但是很遗憾。

贾谊这个人，是个才子，就是运气不好。他生不逢时啊！汉文帝时候，当朝大臣都是周勃、灌婴这批元老，这批人都是开国元勋，连汉文帝都要让他们三分，贾谊却喜欢在朝廷里表现自己，出风头，那怎会有好结果？（徐问：“屈原是不是运气也不好？”）屈原主要不是运气问题，他的客观条件比贾谊强许多，他本身是楚国贵族，三闾大夫嘛！楚王起初很信任他嘛！屈原的问题是他自己太迂了，文人习气太多，他缺乏纵横家的那些手段，光是靠道德高尚，这在旧时代政治斗争中是吃不开的。

我对魏晋这一段文学也有兴趣。我小时候就能背不少陶渊明的诗。陶渊明这个人真难得呀！古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人太少了。他那样的真诚，那样的洒脱，什么功名利禄，都能不予萦怀，毫无挂碍。我看世界文学史上这样真诚的人也很少。中国人最讲“面子”。但是陶渊明不重视面子，他隐居乡下，但穷得饿饭了，也就坦然出来做官。为了生存，可以不顾面子不面子。一个人的雅俗区分，就在这里。魏晋时代文人标榜清高的多，但真正做到的并不多，嵇康也可以算一个。（徐问：“阮籍怎样？”）阮籍在这方面显然不如嵇康，光是看《咏怀诗》好像是清高的，但他实际上还是缺乏骨气。文人文化高，知识多，但不一定就“高雅”。你如果计较功名利禄，你知识再多，还是一个俗物！

闻一多解释《诗经》，那是完全从历史实际出发，从人的真实感情出发，去理解古代的文学。传统的“诗教”，什么毛传、郑笺、孔疏，一概被他横扫，他通过文字学和民俗学去解释《诗经》，直接去体会古人的生活和思想，所以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说法，非常好。我在解放前就看过他的《诗经》《楚辞》论文，写得文采斐然，令人叫绝。例如《丘中有麻》，我小时候听私塾先生讲过，说这是“思贤也”。这是正统的说法。朱熹做翻案文章，说它是男女相好的诗，这已经不错。闻一多《风诗类钞》则进一步说其中写的“将其来食”、“将其来施施”，那“食”“施”等文字，都是古人说性欲的隐喻，是一种代名词，所以这诗其实写得很露骨，很俗。你不能怪它不雅，民歌吗，就是俗文学。你要太雅就离开真相了，那你的研究就曲解古人本义，这是不可取的。

嵇康是曹家的女婿，政治上肯定是站在曹氏皇族一边的。但他不是搞政治的人，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不是那块料。他凭出身完全可以去当大官，实际上他一生没有担任过重要政治职务。我们看他今存的著作不少啊，《养生论》《摄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等，这些都是哲理性很强的论著，他没有发表过什么系统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不知道！但他是有思想的，（徐插话：“他应该是思想家兼文学家。”）说他是哲学家更加切合一点，他服膺老庄，爱好玄学，玄学成就高于阮籍。

嵇康崇尚真诚，最反感的是虚伪，他对司马昭一伙人最反感的是他们的虚伪，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嵇康最可贵的是他的清高独立的人格。他有骨鲠，这是他人格中最可贵的一点。他敢于漠视权贵，他在贵公子钟会面前非常高傲，他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涛绝交书，主要说的是他自己的真诚性格，与当时官场那一套烦文缛礼和虚伪的风气合不来。他其实是个自由主义者。当然，他的生活态度中也有颓废派的缺点，懒惰，不修边幅，不讲卫生，这是从庄子那里受到的消极影响。

嵇康服药你怎么看？他是想企求成仙？企求长生？（徐答：“从《养生论》看，他是想长生而不想成仙。”）对这个问题，从表面文字看你说得对。但我认为那还不是的，至少不是主要目的。我认为他服药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求得自己超脱世俗的心理平衡。因为时势太黑暗了，太丑恶了，他的现实生活很痛苦。服药能够帮助他暂时脱离世俗生活，忘记现实生活。这是他的现实处境和人生观决定的。这种痛苦，嵇康、阮籍都有，阮籍的饮酒，还有长啸，也是为了精神的解脱。

中国思想史上对于玄学的评价不高，说是代表没落阶级意识。其实玄学的本质是反封建的。玄学的可取之处就是主张精神自由，封建意识就是要束缚人的精神自由。所以玄学是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一束光彩，不能笼统说它是没落阶级的哲学。（徐插话：“玄学是唯心论体系。”）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当然是两大体系，但是你不能要求古人也有这样的认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唯心主义，他们感到某一种思想符合他们的生活追求和理想，他们就信仰它，他们利用它来寄托自己的精神，这是合理的。

你写什么文章？（徐答：“我以前写过关于《诗经》的文章，很不成熟的。最近没写什么。”）现在的大批判文章，有的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不知道它要解决什么问题。把别人的东西否定了，就算是成就吗？对错误的东西作批判是必要的，但正面的建设要不要？否定之否定当然是肯定，但是好的东西为什么也要否定？批判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像李 批判何其芳，完全不考虑作者写作的本来意思，就抓住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