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薪酬的另一种解读

与现有的国企领导者不同，新引进的国企领导者必须是商业身份多过政治身份，那么对应的薪酬也应该以其商业能力为考核标准。

早报评论员 郑景昕

9月10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非油业务职业经理人，中国石化也被视为此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先行者。有意思的是，在当天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表示，如果国企领导者想赚大钱，最好离开这个平台。傅成玉认为，把一家公司做到具有国际竞争力，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这个比个人收入更重要。

虽然两者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却也反映出了当前国企改革中绕不开的难题：薪酬。此间最受关注的是国企高管的薪酬。傅成玉曾担任中海油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薪酬千万元以上，但拿到年薪会捐给母公司，其还曾将价值4亿港元的股票期权捐出。

这一方面自然与傅成玉个人有关，另一方面，如此高的薪酬，在中央企业所有领导者群体里，显得突兀。2013年，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高管平均年薪为60多万元。

实际上，讨论国有企业领导者薪酬过高还是过低都是片面的，因为国企领导者薪酬的本质是“基本薪资+晋升期权”。基本薪资是指国企领导者的金钱收入，而晋升期权则是指国企领导者未来晋升为政府高官的选择权。而后者的案例颇多。

比如，在中央部委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证监会主席肖钢、保监会主席项俊波都曾在四大行担任过董事长或行长；工信部部长苗圩曾担任过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曾担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

在地方大员里，广东省委副书记马兴瑞曾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重庆市委副书记兼党校校长张国清曾担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曾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

可见，在重要国有企业中担任要职，是官员晋升的一条重要通道。因此，在国企领导者的薪酬结构中，金钱收入可能还是次要的，其最看重的还是其中的政治收获——晋升机会。同时，我们也看到，有部分干部能够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自由穿梭，如鱼得水。这也说明，对于现有的大部分国企领导者而言，其身上的政治身份也多于商业身份，这与其薪酬结构中以政治利益为主体是对应的。

由于国有企业占据了大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因此，国有企业必须做好做强，否则就会拖累中国在这些行业上的国际竞争力。

与中国地方官员一样，现有的国企领导者大多具有做大产值的能力，但极少有做强企业的能力。过去十年，中国已有84家国有企业进入到了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但实际上，在最近的财富“世界500强”中，有16家中国国企为亏损企业。

而要想扭转中国国企这种大而不强的局面，吸引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进来是必要条件，这就需要换一批或新增一批国企领导者。与现有的国企领导者不同，新引进的国企领导者必须是商业身份多过政治身份，那么对应的薪酬也应该以其商业能力为考核标准，国际惯例是采用“基本薪资+股票期权”的方式。如此，国企领导者也就不必惮于拿高薪了。

傅成玉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企业领导者，他不拿高薪的做法也让人感慨。但是，这种个性化的品格往往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过制度确定其权责，干得好拿高报酬，干得不好拿低报酬，甚至不拿报酬，更符合其秉性。因此，在未来国企薪酬改革中，不能假设人人都是傅成玉，宁愿将其假设为“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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