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落马干部的“双面人生”|领导干部

部分落马干部的“双面人生”

2014-09-09 09:37:50　来源: 东方早报举报

分享至

·理论动态·

“一边是工作上的废寝忘食，一边是生活上的贪污腐化”，这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

被传统观念扭曲的生活理念。中国特色的文化观念，让领导干部和社会大众形成一种既定思维，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视为干部服务百姓的至高境界。片面化甚至扭曲着领导干部的评价体系。

被工作方式绑架的生活方式。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各种各样的公款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收敛，但是暗地里的“觥筹交错”仍然变化着花样出现。事实上，我国公款吃喝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酒席、饭桌”已经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推杯换盏中“搞定”，也有很多公务接待是基层干部向上级展示政绩或者游说“重要”部门的无奈之举。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条件下，作为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种交际应酬已经成为各级官员的一门“必修课”，并以“常规性工作方式”的名义扭曲着部分干部的工作理念。

被现实条件分割着的家庭生活。“问题官员”多伴有生活作风问题，除了附着在权力之上的自我膨胀外，部分领导干部感情生活的混乱也与其工作条件有着重要关系。我们曾在山东省委党校学习的450名领导干部中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从领导干部异地任职情况看，一半以上的干部有过异地任职的经历，平均异地任职时间为5.5年，而因为孩子教育、老人赡养、工作调动的不便等原因，在这些干部中75.6%曾经两地分居。常年“劳燕分飞”的生活所带来的感情空窗期是领导干部家庭生活危机不可忽视的原因。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即便是没有异地任职，“几乎不着家”的工作节奏和方式，也极易使他们逐渐脱离正常家庭生活轨道，淡化其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这也成为领导干部情感“溜号”的重要原因。

所以我们需要从干部考评体系上重视领导干部家庭责任的承担和生活品格的塑造。积极探索将家庭美德纳入考核体系的可行性办法，对生活作风出问题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从制度上约束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从社会舆论上引导领导干部更多地履行家庭责任。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乔翠霞发表于9月1日《学习时报》，原题：“关注领导干部生活状态”）

该如何对待下层社会

在改革开放前的阶层结构中，阶层之间的等级秩序是通过空间区隔来实现的，这便是城乡二元结构。但社会演化到现在，阶层结构已不再建立在空间区隔的基础上。大家已经直接暴露在对方的面前。

这个时候，该如何对待下层？

我想说，当前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城乡统筹政策，可能没有注意到，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投资，并鼓励农民，包括农民工将有限的剩余用于城市买房定居，表面上看是进一步让城市和农村一体化，却有可能在固化下层结构。因为，当前下层群体是基于职业选择，只要其仍然从事高风险、低收益的职业，哪怕真正实现了城市定居，也仍是下层。

就是说，国家应该提升社会下层在制度中的地位，在国民权利、公共服务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从而提升下层社会在市场中的地位，从而，不再是在同一个社会空间中，维持下层人数越来越庞大的刚性阶层结构，而是最大限度地提升下层，至少改善他们的阶层处境。

完善再分配体系的关键还要让下层有出路。给下层出路不仅仅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生活失败者不至于陷入绝境，还要保障阶层流动的畅通。因此，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应该避免把下层固定在特定的城市空间。比如，应当采取措施避免保障房、公租房、城中村、棚户区等下层甚至底层聚居地成为城市边缘空间。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吕德文8月28日发表于《南风窗》，原题：“下层社会是如何生存的？”）

促进我国支付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引导各类支付市场主体增强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提高支付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一是引导市场主体把握农村经济发展特点和农民生活习惯，重点满足农民小额转账、汇款、取现、各项补贴领取等基础性金融服务需求。二是积极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宣传，使农民、小微企业等能够及时了解和使用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三是鼓励充分借鉴国际上特别是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依托新技术、新手段，克服金融基础设施不足、传统网点式物理服务覆盖率偏低等因素，满足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的支付服务需求。四是鼓励开展新型支付与融资、信贷业务模式的融合创新，为弱势群体和小微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发表于《中国金融》2014年第17期）

财政体制改革有望取得三大突破

新一轮财税改革重点在于完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其中税制改革、预算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是新一轮财税改革的三大期待。第一，期待着以“全口径预算”为突破口的预算管理制度现代化。第二，期待着税收制度现代化。营改增后地方税收吃紧，迫切需要培育新主体税种，形成相对独立的税收体系。第三，期待“后土地财政”时代，以政府融资体制改革为切入口，逐渐改变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以土地储备作为抵押支持，以银行信贷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开辟地方政府新财源以取代“土地财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9月3日发表于《中国证券报》）

中国农业路在何方

农民是中国农业的主导力量。主体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当前应切实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培养和积累农村人才。二是培育和壮大农民组织。三是引导农民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政府种不好地，企业同样也种不好地，种地的只能是深深扎根于那片土地的农民。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自己，没有谁比农民更懂得自己的选择，也没有谁比农民对自己更负责任。我们决不应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从建设现代农业的良好愿望出发，精心设计出一套强力推进的制度，切实起到损害农民利益的效果。当下，交给农民选择权远比诱导农民走什么路更为重要。教训犹在，前鉴不远，确保农民选择经营方式的自主权是中国农业不走邪路的根本出路。

（安徽省人民政府刘奇发表于《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8期）

·讲座预告·

9月13日

上海近代印刷工业百年沧桑

主讲人：杨泽波（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时间：14:00

地点：上海图书馆正门四楼多功能厅（淮海中路1555号）

主办：上海图书馆

9月26日

再改革：法学与经济学的对话（三）

——混合所有制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改革（2）

政府市场边界与国企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