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听章太炎课事征实

“回忆”真是靠不住的东西。但又不全是虚妄，只是必须有参照，而参照物最佳则为日记。日记的重要性真是不言而喻。

周振鹤

引子

这世间最靠不住的东西就是回忆录，有时言之凿凿的事，一经旁证，便成虚妄。口述历史同样可虑，口述者对于过去之事常有选择性之记忆，有时亦并非刻意为之，但总是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叙述。至于与自身利害无关的回忆，则往往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了。进一步而言，即使传记——不管自传或他传，也有需要征实之处，自传与回忆录的毛病相同，他传则出于作者目的不同，也很有可能为了抑扬的需要而损害事实的真相。所以较可靠的办法是读日记，当然日记也要分弁，那种为了自己备忘而随意写就的日记，常常是最可靠的史料。而一些名人的日记就要当心，像曾国藩、蒋介石的日记是写的时候就准备给后人看的，今天的人读起来不能不存着一个心眼。

钱玄同是率性的人，看他的日记就可以感觉到。字写得龙飞凤舞，而且随意用古字简字，读来十分吃力，但不得不读，因为一来有趣，二来太多有用资料。钱之日记与其同门朱希祖同时段的日记相比，尤可见两人性格之差异。朱的日记也缺日子，但不算过分。只记事，感慨不多或竟无，于天气非所关心，一点不记（此据整理本而言。然据整理前言云朱1908年日记用的是日本博文馆出版的当用日记本，与钱玄同1906年所用同。该日记本有天气栏目，朱未必连晴阴雨这样的单字亦不记，或整理者未予录入？），于提及章太炎处必恭书章先生。而钱之日记随心所欲，时记时不记，刚罚神赌咒，要坚持每日记，不记要打手板心，过两天即中断不记。同一册日记或横书或竖书，甚至同一日首行直书，后面全篇横书，完全随心所欲，无一定之规。即或是竖行之日记本，亦横书不管。日记中则除记事外复多感慨，连天气描述也花去不少笔墨，常常逃课而不惮详记，提及章太炎时则直呼太炎如何如何（唯后来亦多写章师了），种种可见其为性情中人。故其后来的过激言论，如废除汉字，人过四十就该枪毙等等，率皆由来有自也。朱只记与己有关之事，而且较详，无关者一般不记。钱则兼及他人之事，众人之事，甚至朱希祖入院治病的事，钱之记载反较朱本人为详。钱极关心国内反清事件，而朱则绝不及此，甚至光绪西太后隔日而亡亦不及一语。所以想要了解1906-1911年间中国留日学生及革命党人之事，钱之日记是很好的参考资料，至于章太炎在东京讲国学之事则非赖钱之日记不可。

去年夏天热极，百事不能为，只好端着钱玄同日记消暑。有人以为钱玄同日记难读是因为里头外语太多，其实不然。钱之外语并不高明（去日本两年多之后，仍不能以日语跟日本人直接交流），日记中间插一点日语一两个世界语英语单词而已，基本可解。难的是汉字，有时分弁一个字要费时甚久，以至于你只好放弃，先读后面，回过头来才悟得出原来那个不识的字是什么。影印之《钱玄同日记》皇皇十二大册，如果全部读完录毕，恐怕要连着几个暑假不休息了。这里先只根据其中的一些记载先来辨正鲁迅等人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的史实。

当时听说文课的同学有八人，即周氏兄弟、钱玄同、朱希祖、许寿裳、龚未生、朱蓬仙、钱钧甫，皆留日学生。这个课对他们一生影响极为深远，不但从此知道小学之重要，而且在日后的写作生涯中发挥深刻的影响。鲁迅后来在《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里说章“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并非实情。鲁迅这样说显然是时势的需要，为强调太炎先生最令人钦佩的革命家身份而不惜抹去其他（这与周作人蓄意强调章太炎的最大贡献乃在于文字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听《说文》课对鲁迅的影响略举数例可知：鲁迅写过不少与语言文字有关的著述，其中都显出他在小学方面的深厚底蕴。他的《门外文谈》其实是内行人言，他嘲笑章士钊每下愈况用错，他采用一些特别的笔名，在在无不显示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学识。譬如鲁迅有个笔名很奇怪，叫“宴之敖者”，据云其含义是：“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见陈潄渝《再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中华读书报》2013年9月11日第五版），完全在这里“说”文“解”字，哪里是“一句也不记得了”呢？而且据说当年鲁迅给三弟建人写信特别强调：“《说文》一定要看”，说明鲁迅极其重视该书。

鲁迅等人的听课时间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按照一般人最常引述的关于章太炎授说文课的记录是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回忆：“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这里提到的龚未生是章太炎长婿，“苦于学课冲突”云云表面上看来是许、周等人在学校的正常上课时间与章太炎当时的国学讲习会开课（周作人称之为大班课）时间冲突，所以希望章先生另开一个小班的课，而托龚去说项。原由表面上似不误，实则有问题，下文再作分析。但许寿裳此忆只云听课时间在周日，并未说何时开始，于是《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只得将听课事系于1908年夏，《鲁迅年谱长编》（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则缩小范围至七月下旬，因为《长编》新增一条史料，据游学生监督处《官报》十九期载，鲁迅六月初四请假离开东京，应到七月廿四日假满，编者大约据此推论鲁迅必须至假满才能回到东京上章太炎的课，所以定开课日期于7月下旬。然则如果鲁迅提前销假回东京呢？故此推断并无道理。

实际上，鲁迅等八人在民报社，即章太炎寓所听课是7月11日开始的。据《朱希祖日记》：7月11日：“八时起，至太炎先生处听讲音韵之学，同学者七人。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这一记载极其重要，明确这八个人听小班课自此始。《鲁迅年谱》及《长编》应当据此而改（按：《鲁迅年谱》出版于1981年，犹情有可原。《长编》出版于2012年，不知为何弃朱之日记不用），其他如《周作人年谱》等相关著述均应照改。近出之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已经补充了朱氏日记这条材料。此外还有一点更重要，7月11日这天并非周日，而是周六。而且据接下来当月朱之日记是每周听两次课，不是一次，而且都不在周日。因而许所说“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的回忆被证明似乎靠不住。我们很幸运，朱希祖从7月4日至10日皆未记日记，偏偏11日恢复记载，且所记甚详，让今人大受其益。接下来听课时间，朱氏均有详细记载，是14日（周二）、17日（周五）、21日（周二，24日记缺）、28日（周二）、31日（周五）上午。似乎除了第一课在周六以外，接下来皆周二周五每周两次。是否如此，我们从钱玄同日记来旁证一下。

表面上看，钱玄同日记7月份仅记一日二日两天而已，无法为朱之日记作佐证。但细查之下，1908年钱玄同并不止一本日记，除了大本的当用日记外，钱尚有一册小本的怀中日记，专记收发一类的小事，然细看亦有关于听课的记载。这本日记中的7月的11日、14日、17日、21日、24日五天无所记，仅分别大书一、二、三、四、五，五个大字。28与31日则分别记“说一未上”（按：“未上”二字乃揣测，因与上文“一”字重叠），“说二”。对照朱希祖日记，7月14日至21日（24日缺）皆听的是音韵课，而28日听的是《说文》，正与钱之日记密合。原来钱所记一二三四五指的是最先上的五节音韵之学的课，而“说一未上”正表示那一天讲的是说文课的第一次。31日则上说文第二次课。进入8月份，认真的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