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铭
我是1950年代初开始接触古典音乐,当时我只是个初中生,第一次听交响乐,就是听的上交。我还记得当时上交的演出都集中在文化广场,观众非常多,曲目也很通俗,演的是老柴的《1812序曲》和鲍罗丁的伊格尔王。
这一听,从此就打开了我欣赏古典乐的大门,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对上交我是非常感恩的,因为它是我听古典音乐的启蒙者。一直到现在60多年,上海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名团,我还是会坚持去听上交。
除了欣赏音乐会,上交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表演者,而是生活中的老朋友。
我们一群乐迷,经常到上交去玩。听听排练,也去找演奏员交流,乐团的定音鼓和小号乐手跟我尤为熟悉。
黄贻钧住在华东医院的时候,我们也去看望他,他跟我们说了很多。陈燮阳送给我他指挥的贝多芬的全集、朱践耳的作品的录音,我至今珍藏。
后来我上大学,去南京读书,还跟上交的朋友们保持联络。我大学学的是物理,身边的人觉得学科学的怎么会对古典音乐那么感兴趣。其实这一点都不矛盾,交响音乐这种题材创立的时候,正是启蒙运动的时期,两者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古典音乐有非常理性的部分,和物理一样都强调结构,实在是太奇妙了。
我很高兴自己亲历了上交的三个时期,黄贻钧奠定了整个中国交响乐的基础。
我还记得刚开始看他指挥的时候,台上还有不少外国人,尤其是乐团首席的名字,“太保斯基”印象很深刻。可惜“文化大革命”打断了黄贻钧打造亚洲最好乐团的雄心壮志,但这个想法到了下一任指挥陈燮阳手里又进一步推进。他拓展了乐器的编制和乐团曲目的积累。一开始演得都是贝多芬、老柴,后来有了柏辽兹、李斯特……
余隆接任后上交的开放和国际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除了有自己的乐团还有场地,更频繁邀请外方,整个上交的格局和未来都更加广阔。
现在上海的古典音乐听众如此之多,得益于上交一路坚持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不只是指挥、乐手在普及,我们这批老乐迷,得益于上交,也加入普及的队伍,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分享给更多的人。
1980年代中期我们成立了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就挂靠在上交下面,我自己从会员到理事到副会长,和上交、和其他古典音乐的乐迷共成长。复旦、交大等高校我都去上过普及音乐课,更长期在上海市老龄大学、静安区政协之友上课长达8年。
8年来我从古典音乐的传承脉络,作曲家的作品分析一路分享下来,自己也在不断提高。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每次做完普及讲座,听完的乐迷来对我表示感谢,告诉我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这像是一种轮回。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我还用微信和年轻的爱乐者在微信群里分享音乐,一起运作古典音乐普及的微信公众号。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中学时走进了上交的那场音乐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