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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2007年深秋,我到了美国一天之后,便前往普林斯顿和余英时先生畅谈。暂别时,余师母陈淑平订了计程车送我:“英时和你一起去火车站,一路上你们还可以多说一会儿话。”话长路短,到了车站,余先生还是不放心,看到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问清他也是坐往耶鲁大学方向的同一列火车,余先生就让我等会跟着年轻人上车,这才握手道别。几分钟之后,余先生又回到车站,叮嘱我:“路上有很多站,一定要问清楚,不能那个年轻人在哪里下车就跟着下了。”
望着余先生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不禁想起陈之藩先生。2003年深秋,我第一次去香港中文大学拜访陈先生,到了大学车站给陈先生打电话,陈先生说:“你在车站喝一杯咖啡吧。”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听到陈太太童元方抢过电话:“陈先生的意思是让你在那里等喝一杯咖啡的时间,我们怕你不认识路,下山到车站接你!”
2007年冬天,我从美国回到国内,收到一封陈之藩先生早就寄来的信,信中附了一篇文章:《儒者的气象——纪念邢慕寰教授》。文章中说:“两三次都是我在他的二楼办公室中聊天,那是碧秋楼罢,已记不清了。我在第三次聊天时,才忽然觉出邢教授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特别注重礼节。我在辞出时,他一定陪我从二楼走到一楼,送到大门口,握手鞠躬而别。我前两次并未觉得,逐渐才觉出他这个非常重礼的习惯。在非常惊讶后,心想这是儒者的重礼罢。”
我对邢慕寰先生的学问一无所知,只记得余师母说过:“邢慕寰先生在经济学界很有影响,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的照片就挂在我们卧室。我到台湾,如果只拜访一个人的话,那就是邢先生了。”后来我在电话中跟余先生提起邢慕寰先生,余先生说:“我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人的时候,就跟邢先生认识了。后来在中文大学时交往很深,我记得常常是我们送他到家门口,他又送我们到家门口,送来又送去,总有谈不完的话。邢先生确实有 儒者的气象 。”
陈先生和余先生之间没有交往,却都和我谈过对方。当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胡适。写胡适的书无数,文字上我喜欢陈之藩的《在春风里》,学术上我佩服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在春风里》中“第四信”是胡适1957年10月15日给陈之藩的信:
其实你不应该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余先生不止一次跟我提过这封信。我也常常想起这封信。单单是这封信,就足以说明我们都喜欢胡适的理由。
余先生没有见过胡适,但他的父亲余协中、岳父陈雪屏都见过胡适。胡适日记里唯一提到余先生的一处,很见胡适的性情。
《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册,518-519页),1958年1月16日:
潜山余协中来访。他是用Refugee Act(难民法案)来美国居留的,现住Cambridge(剑桥)。
他说起他的儿子余英时,说Harvard(哈佛)的朋友都说他了不得的聪明,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
我对协中说:我常常为我的青年朋友讲那个乌龟和兔子赛跑的寓言,我常说:凡在历史上有学术上大贡献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如朱子,如顾亭林,如戴东原,如钱大昕,皆是这样的,单靠天才,是不够的。
而胡适日记里提到陈雪屏先生的地方就多了,他们关系很深。余师母小时候见过胡适的次数一定很多,她告诉我:“我们家常常我开门。胡先生就常常会问我:你现在几年级,家里有什么功课?他把我们小孩子也看成人。”
余先生的客厅挂有胡适的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荆公诗”我初见时并没有问起这幅字的来历,倒是想起胡适告诉唐德刚一个有关梁启超的故事:梁氏遗墨真迹今日仍可稽考者有三万件,而件件足珍,其中没有一件是“苟且落笔的”!何以故呢?胡先生说因为梁氏成名太早,知道他的片纸只字都会有人收藏的,所以连个小纸条也不乱写!唐德刚认为这是胡适的“夫子自道”。——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幅字是王汎森先生送给余先生的。王先生告诉我,他的弟弟并不善书法,却收集了许多胡适的书法,他专门找了这一幅送给老师。
有一次,余师母问起我关于广东新会梁启超故乡的情况,我突然想起黄克武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的话:“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
有一次,我请余先生写字,余先生顺手写来:“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录梁任公诗句。”
余先生书房的一个书架上,上格是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下格则是《胡适全集》。这个搭配使我一见难忘。
我和余先生夫妇第一晚餐叙时,随便聊到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余先生说:“唐先生写的有些不可靠,比如关于胡适博士学位的问题,引起了不少误会。”我说:“其实胡先生有没有博士学位,有什么关系呢?”余师母拍手说:“我也是这个想法。”余先生说:“那倒是,胡适后来就得了几十个博士学位。不过,做学问要紧的就是要澄清事实。”
在《重寻胡适历程》中,余先生专门就胡适博士学位的疑案进行分析,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这是余先生向来一丝不苟的风格。我随口提起那个关于博士的著名传说: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不是博士,陈寅恪也不是博士,在清华大学倒不怎么打紧。可是胡博士1950年代在纽约时,总是为陈之藩担心,因为陈之藩只是拿了硕士学位,却在一个小大学里当教授。等到1971年11月,陈之藩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胡博士早已逝世九年了!谈到博士学位的事,陈之藩先生给我的信里说:“唐德刚用他自己所受的罪想胡适当年的情况;余英时是用他念书的经过,推想胡适的当年,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很有意思的。”
(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