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就是应该为艺术家创造条件，摆脱经济上的束缚”

东方早报：这是你第一次排演莫里哀的作品吗？

考林：我曾经在越南排演了莫里哀的《假绅士》，但做了本土化的改编，名字叫《茹尔丹先生在越南》。此前我已经在好几个远离法国的国度排演了法国的戏剧作品，包括在世界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排演了《寻找大南方的小北方》；在马达加斯加岛上演出了改编自维克多·雨果作品的《一千法郎》，以及根据阿里斯托芬的《和平》改编的戏剧；在纳米比亚，我们把让·考克多的剧作《埃菲尔铁塔的新人》搬上了荒漠。

对我来说，戏剧是游戏，也是旅行。我是通过戏剧接触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好的演出是一场旅行和冒险，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东方早报：那你们怎么会选择这部《太太学堂》？

考林：这是剧院选定的剧目。我个人其实很少排经典的戏剧，我的作品很多从小说、新闻，甚至哲学文本而来。素材来源可以很多样，但最重要的是怎么将之变成一个演出。

对我来说，莫里哀当然很好，因为他是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戏剧家。但如果是别的剧作家和作品也会很有意思。事实上，在法国演绎莫里哀的作品非常之多，除了法兰西喜剧院那样最传统的演法，还有各种各样全新的版本和方式。但是，这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变成了莫里哀的囚徒，就像英国人都是莎士比亚的囚徒。因为我们必须用17世纪的诗歌体去演出，而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17世纪的语言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但在今天的中国演出莫里哀，我觉得会是一件特别现代的事情。

东方早报：第一次和中国的剧团合作有什么感受？

考林：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的工作方法非常不一样。尤其是这里排戏的时间有点短。在法国，排一个戏一般都会有2个月的时间，但在这里只有1个月。

东方早报：听说你第一次在中国选演员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

考林：中国的演员能力非常强，但有时候演员过于有能力。他们会特别着急，想马上把自己出演的人物塑造出来。但在法国，演员进组的时候并不会马上想怎么把人物塑造出来。而是会进行交流，研究角色之间有怎样的互动。我们更注重外在形式的创新，这对导演和演员来说都很重要。对我来说，一个剧组应该更像一个足球队，导演就像教练，是起推动作用，演员也需要和导演互动，去想怎么完成创新，这是一个集体创作。但中国的演员还是稍微有一些急躁，他们会更多躲在角落想，该怎么完成自己的人物塑造。

东方早报：那最后的演员是怎么确定的？

考林：演员最后不是我选的，是剧院定的。我会把我的工作方法带给剧组。我觉得戏剧是个“游戏”，乐趣很重要。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也是游戏，要享受乐趣。当我和话剧中心合作时，我也希望演员能体会到乐趣，才能把乐趣传递给观众。

戏剧最大的敌人是无聊，如果我没感受到快乐，场景表演就要换，我希望一出戏是让人从头到尾屏住呼吸，被抓得牢牢的感觉。

东方早报：为什么想到用电影棚的方式表现《太太学堂》？

考林：其实我每次排戏都会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别人每次看完戏都会拍拍我说，“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你的戏。”这时候我就有些无奈，会反省下是不是在重复自己。但这也很正常，时间长了，每个人的思考方式难免会固定下来，形成一种所谓的风格。

戏剧它不是用来还原现实的，对我来说，戏剧就是一种创造，要找到这个世界不存在的东西。现在这个形式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现代的，但还是保持了莫里哀故事和人物的完整性，这会是一种很快乐的体验。

东方早报：这几年法国的戏剧也经常会来上海，都很受欢迎，能不能谈谈法国戏剧和艺术家的状况？

考林：戏剧在法国特别发达，国家出了很多钱做戏剧这项事业，在法国有非常多的戏剧中心、戏剧学校和剧院，法国是文化大国，戏剧也是法国的一道特色菜。

东方早报：从你个人来说，能从国家获得怎样的资助？

考林：整个法国戏剧就是国家支持的。从我一踏入戏剧界开始就是国家支持的。不管你是在国有剧院，还是自己做剧院，都会有国家的支持。现在法国的经济不景气，政府一度要缩减对文化的资助，但我们所有的戏剧人都强烈抗议，所以至今这些资助都没有缩减。

在法国，艺术戏剧相比娱乐性的商业戏剧，是有压倒性的优势的。商业戏剧基本只局限在巴黎，出了巴黎只有艺术戏剧，另外其实我们不叫艺术戏剧，而是叫大众戏剧。

东方早报：所以说，在法国做戏剧，即使是年轻人也不用太操心资金？

考林：基本是的。当然刚毕业的年轻人也没有那么容易，但只要你坚持，就一定会有机会的。国家的税收就应该来做这些，为艺术家创造条件，摆脱经济上的束缚，让他们能够专心地做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