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如何……回到我们中间

一周书记

李公明

在为数不少的马克思传记中，去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个十九世纪的人》（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Jonathan Sperber ，Liveright，2013；乔纳森·斯珀伯著，邓峰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6月）颇有阅读吸引力，据称推出不久就跃居亚马逊网站“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分类中的销售量第一名。但是， 出版商不断在宣传过程中强化那些对普通读者有吸引力的阅读点，比如“向母亲要求预支遗产、殷切希望为自己从青年时就爱着的妻子提供保障、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却迟迟拖延书稿……”等等，其实远不是这部传记的真正亮点。

卡尔·马克思的形象在他身后被僵化、神化和妖魔化的程度恐怕罕有其匹。本书作者乔纳森·斯珀伯作为一位研究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史和政治史的专家，通过对大量的历史资料与理论文献的严谨把握与论证分析，将马克思的思想、实践还原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环境中，还原到他与家人、朋友、论敌等相处的人际关系中；作者时刻提醒读者的是，马克思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人，“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体系、政治奋斗历程与愿望，主要属于十九世纪”（引言）。这才是这部新鲜出炉的马克思传记最有价值的地方。然而，“一个十九世纪的人”的故事对今天读者来说未必会如某些书评家反复说的那么“好读”，更不会因此而“不会对书里描述的这个马克思感到陌生”，因为正如作者在书中经常指出的，十九世纪的人与生活有着太多的东西是我们今天所不熟悉和不易理解的。因此，真正认识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实非易事。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本书的结构安排合理、叙述详略得当，这甚至从全书章节安排上就鲜明体现出来。全书分三部分：“成长”、“斗争”、“遗产”，这三个大题目极有概括性，而且似乎只能用于像马克思这样的人物身上；底下每章的标题依次是儿子、学生、编辑、流亡者、革命者、起义者、被流放者、观察家、活动家、理论家、经济学家、凡人、元老、标志，相当精准地提炼出马克思在各个人生阶段上的主要身份特征。这一叙述主线值得关注。有文章介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一篇书评中认为这部马克思传记“旨在赋予传主肉身感，将马克思拉回其历史语境”，恰好“有去历史化之虞，这是用一个作为历史学家考据对象的马克思在埋葬马克思”。这种批评在书中不难获得辩解，无论如何也难以扣上“去历史化”的帽子。但是不可否认，伊格尔顿的敏感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作者的潜台词很明显：马克思只活在十九世纪，别动不动就说他由于先知先觉而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

但是，真正吊诡的是，当作者让马克思彻底回到十九世纪，回到他所属的那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以另一种方式回到我们中间。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书评敏锐地谈到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即便是跟激进政治活动有过最短暂接触的人来说，这部传记描绘的卡尔·马克思形象也会令人熟悉到有些不安。”或许可以说，看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如何回到我们中间，这才是本书的真正看点。

首先，马克思是一个新闻从业人，而且不断变换着办报人与撰稿人的身份。无论是办报还是撰稿，他都需要对事件作出解读、及时回应、提出观点，难免会有过激或前后矛盾的时候。“《莱茵报》给了马克思一个教训，那就是同普鲁士的君主制王朝讲和不会有结果，与当局协调也只会让人失望。”他说，“我已经厌烦了拍这个伪善、愚昧又原始的政权的马屁，厌倦了吞吞吐吐、卑躬屈膝的工作以及搜肠刮肚选词的做法。”（71页）

其次，马克思生平大半个圈子是流亡者的世界，他们是“十九世纪的地下活动者、持不同政见者、叛乱分子、不能安分守己的人。他们远离权力与特权的圈子，但他们的世界也就是马克思的世界”（引言）。在这个世界中常常发生这些事情：流亡者生活不稳定，缺少物质支持，组织上也没有拥护者，却还要在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去夺取领导地位。例如，马克思与魏特林，尤其是与卡尔·格律恩的纷争冲突，包含有“个性上的相互厌恶、政治与学术观点的相互差异、以及个人之间的竞争”（116页）。在论战中，常常为了某一目的而故意抹黑对方，马克思也多次使用这种战术（第105页）。还有，马克思尽管常常陷于贫困，但是为了发展政治追随者，有时仍得出钱支持或招待他们（118-119页）。在伦敦的流亡者圈子中，有很多专制政府派出的密探，他们不仅会窃听，而且还会主动参与流亡者的活动，以塑造他们的政治地位、煽动他们彼此攻讦，其能量远比流亡者想象的强大得多，马克思就差点中了奥地利间谍的圈套（175-177页）。另外，流亡者必须学会面对专制政府。马克思曾相信自由派的法国政府不会向专制的普鲁士政府屈服，所以在知道其他异见者收到驱逐令后就主动向警方自首希望赢得宽恕，但是最后幻想破灭（97页）。当然，这事又增加了他的政治声誉。后来，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后到了比利时，曾向当局做出了书面保证，表示他不会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不给普鲁士引渡他提供任何借口（119页）。当他积极参与了1848年9月与11月的革命危机后，以为自己会因暴动行为被处决，但政府只是以煽动叛乱和抵抗当局的罪名起诉了他。而对他的审判最终变成了他的巨大胜利，结果是被判无罪——作者说，“在那个世纪中叶发生的政治审判大都是这样一种结果。”（149页）然而，1852年的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又令马、恩大跌眼镜，虽然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表示法律与裁决只不过是阶级利益的工具，但在审判前居然相信真相、正义会在法庭上获得胜利，结果被判决狠狠搧醒了（181页）。最令人痛苦的是，“未来会发生革命这样一种梦想，对流亡分子来说是恶劣生活条件中的一种安慰”（162页）。

最后，虽然我们早已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的 “伟大友谊”，但是这种搭档关系形成和发展仍需以事实来说明。现在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这对搭档如何巩固友谊：为了恢复与马克思的友谊而不惜与过去的好友决裂（115页）；在《资本论》出炉遇冷的时候如何商量由恩格斯写匿名评论，以期挑起论战、扩大影响（290页）；作者提醒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要注意的是，“他们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是经恩格斯解读过后的马克思主义。”（348页）

正如作者在全书结尾部分指出的，在马克思的身后，人们有意识地把马克思塑造成某种形象，这个过程以不受控制、未曾预料到的方式进行着（345页）。作为这种过程不断绵延的结果，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与马克思相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