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实质减刑”程序注入阳光、打开民众参与的通道，让民众看得见、说得上话，有权利、有机会说“不”。
早报首席评论员 沈彬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规定对六类减刑、假释案件，检察院必须要核实。这是针对减刑、假释乱象的救时之举，也是中国正在经历的一场“司法风暴”的一部分。
原来，随着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日益健全，量刑标准日益固定，犯罪官员在审判阶段，想直接搞黑箱操作、在法定刑以下枉法判决，是很困难的。但是在判决之后的服刑环节，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操作空间”却很大。
一是法律对于这三项“实质减刑”的适用标准相当模糊，外延很广，容易被滥用；二是程序上，往往不实行严格的公开庭审程序，容易搞黑箱操作；而原案的被害人并没有提出否定意见的通道，甚至罪犯被“减刑”，被害人根本不知道。
据研究，全国判刑的省部级官员共计100多人，除了个别被判处死刑者外，服刑者大多数都获得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就个案来说，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却一天牢没坐，直接办好了“保外就医”。
对于这种泛滥的“合法越狱”，民愤极大。而今年这次的“风暴”，正是源于最高决策层。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减刑、假释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特别是在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严厉批评了发生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环节的违法违纪问题。
之后，在1月21日，中央政法委紧急下发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要求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即“三类犯罪”）的“实质减刑”从严把握，强化程序规定。
今年3月，最高法明确“五个一律”的要求，如：凡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一律上网向社会公示，其裁判文书一律上网公布，等等。在4月，最高法出台了《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第一次让减刑、假释案有了具体的法律程序。至今，全国检察机关已建议将711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76人，包括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内的官员都被建议收监。
虽然今年以来，对官员“合法越狱”的严控正在收紧，对三项“实质减刑”的程序也日益完善，但并没有彻底杜绝增量问题、消化存量问题。比如，今年7月，媒体曝光称：当初三聚氰胺事件的始作俑者、三鹿奶业的董事长田文华已被减刑，从无期减刑至18年；而且最近一次减刑就在今年5月——石家庄中院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1年9个月，正是在这次“风暴”期间。
公众遗憾地发现：最高法提出的，减刑案件必须“提前公示”“减刑裁定一律上网公示”等制度，并没有真正落地，这才导致田文华事实上的“秘密减刑”，众多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被蒙在鼓里。如果不是媒体的主动曝光，石家庄市中院以及河北省女子监狱等单位，会主动披露田文华被减刑吗？
所以，似乎又回到老话题上——“徒法不足以自行”。就在最高层推动的针对“实质减刑”的“风暴”中，就在中央政法委、“两高”频频推出相关严控“实质减刑”的制度期间，照样有像田文华这样的焦点案件罪犯被“秘密减刑”。所以，还是要给“实质减刑”程序注入阳光、打开民众参与的通道，让民众看得见、说得上话，有权利、有机会说“不”。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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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