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官衙发明家”王立军武长顺

餐厅传菜推车

餐桌

餐厅椅子

三件物品均为王立军的“专利发明”。

早报讯 据新华社报道，从王立军到武长顺，两名公安局长落马的同时，其背后的腐败真相让不少人“大开眼界”。据媒体披露，在任期间，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３５项专利，而王立军在重庆期间获得专利总共２５４个，其中有２１１个是２０１１年一年之内申请的。

两位局长分别在他们年近半百之时，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不可遏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网友表示，类似“贪官发明家”是以“发明”之名行敛财之实。专家表示，官员当然可以搞发明创造，但不能凭借权力，借专利为自己谋私利。要从源头和过程两方面进行制度设计，阻止官员将腐败之手伸向知识产权领域，遏制腐败行为的生存空间。

官衙发明家“硕果累累”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检索系统显示，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３５项专利，其中４项为单独发明，３１项为多人共同发明。申请日期自１９９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

１４年间，“武局长”科研硕果累累，不可谓不“勤勉”。但比起另外一位“贪官发明家”来说，这种发明速度简直小巫见大巫。

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以重庆公安局为申请单位的专利达１５０多项，加上他以重庆警官职业学院等为申请单位的专利，在重庆期间，王立军获得专利２５４个，其中有２１１个是２０１１年一年之内申请的。“王局长”以平均每１．７天申请一个专利的“超高效率”，书写了“科研达人”的“疯狂成就史”。

据了解，武长顺的专利大都与警务工作相关，有交通信号灯、人体血液酒精含量检测仪、隔离护栏等。其中，至少有５项被用于天津的智能交通建设、公安移动警务系统、城市技术防范网络体系当中。

王立军在本专业领域的发明则显得十分“俏皮”。他申请的专利中，既出现了“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等高精尖的科技产品，也有吃火锅的特殊用具等内容。

专利“苟合”权力生腐败

专利和权力相勾结，会给腐败以机会。我国《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应当自被授予专利权的当年开始缴纳年费。专利推广应用后，发明人可获得部分收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田飞龙日前撰文，揭示了“专利腐败”全流程：官员以个人或分管领域团队的名义“搞出”技术发明，并申请专利，通过掌握的行政资源疏通关系，快速获批，随后将名下专利以许可使用或转让方式授权给从事本领域相关业务的公司。

官员主持或影响分管领域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事宜，通过定向采用相关专利技术及获取专利使用权的关联公司，可获得高额的国家专利补贴、单位奖励与推广效益分成、关联公司专利使用费、关联公司专利应用约定分成以及关联公司隐性贿赂。

武长顺的案例就清晰地表现出这样的脉络。他很多专利的专利权归属天津华海、天津金盾等间接具有“公安血统”的企业，而这几家公司也是天津市公安局、下属分局、交管局及其下属支队等单位项目招标时的中标大户。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的上述企业中标记录中，有很多项都是单一来源采购。

而王立军的专利同样被大量用于重庆公安系统。

专家建议《专利法》设限

记者调查发现，和以往明目张胆拿钱办事的“腐败低级阶段”不同，如今贪官有字画、香道、茶道等“雅腐”选项。专利作为官员腐败的“新发明、新尝试”，是“智腐”现象的代表。虽然披着的外衣各有不同，但腐败本质依然是赤裸裸的。为此，法律界人士呼吁，要从源头和过程两方面进行制度设计，遏制腐败行为的生存空间。

福建社会法学学会会长汤黎虹认为，我国《专利法》对专利申请人没有身份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搞发明，包括官员。但我国《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所以，非科研机构的官员申请专利要严格限制，甚至禁止。

汤黎虹建议，对于具有某些专利权属的公司在项目竞标时，要严格审查相关专利发明人与项目之间的关联性，采取“相关避嫌”制度约束，对获取官员专利使用权的公司参与政府采购或项目竞标予以严格监督。

田飞龙认为，专利行政部门对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可能存在缺陷，比如程序是否足够正当，足够排除利益关联。他建议，与单位约定权利归个人的职务发明必须以书面形式说明并予以公证。

专家还建议，与财产申报类似，官员也须申报名下专利的推广与获利情况，向组织部门提供专利市场相关者在获取专利、政府采购与招投标中的表现及获利情况，不给官员寻求不当利益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