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上的“诗歌船”

新闻背景

“诗歌船”项目是“外滩艺术计划”的一个子项目，主办方将上海外滩金陵路码头的一艘渡轮命名为“诗歌船”，并将码头、船体内的写真灯箱作为“当代诗”的发表载体。“诗歌船”首航推出了著名诗人和批评家臧棣，8月18日18时18分，“臧棣”号首航。活动将持续一个月，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样的艺术方式，使当代诗介入公众的生活。

徐萧

先是去年的“烤黄鸭”，然后是今年蔡国强的“炸外滩”，这次来了“诗歌船”，黄浦江近来很忙。好在，“诗歌船”本身是渡轮，应该不会给这条长江的最后支流带来过多困扰。两艘“诗歌船”分别以中国当代两位重要诗人臧棣和陈东东命名，在8月20日和25日分别起航，每天7点到22点搭载乘客渡江，公众购买在码头发售的诗册或文化衫，就可以登船。船舱内部也会张贴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作品，每周推出一位。

如果你近期去外滩，运气又足够好，很可能会看到“陈东东”号追着“臧棣”号的缠绵景象。但主办方还嫌不够，在之后的一个月内，还会有两位诗人加入。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一桌牌局就要形成。不过，如果你对臧棣和陈东东略有知晓，就会知道这里面可能存在着一盘很大的棋：臧棣北人，陈东东据沪上，四方占两方，只待西之白虎和南之朱雀，中国诗歌割据版图呼之欲出。

但主办方说，只是希望“诗歌船”能成为连接小众精英艺术和社会大众之间的精神桥梁。臧棣也说，他更多将这场华丽的“冒险”，看作一次参与大众文化交流的实验，作为诗人要改善诗歌被边缘化的情况，必须走出封闭状态，需要诗人自己打破诗歌和大众之间冷漠、紧张的关系。为此，臧棣不怕成为风景，不怕成为被观看和议论的对象。

为什么说诗歌边缘化呢？因为没有读者。没有读者没什么。关键是以前有读者，现在没有读者，这让很多诗人，尤其经历过1980年代诗歌盛况的诗人感到失落。笔者曾多次听诗坛前辈追忆那个年代，关键词就是“红火”、“黄金时代”，校园里掉下一片叶子砸到的多半就是个诗人。毛尖曾在《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一文里描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诗歌的狂热和对诗人的宠溺，她提到华师大诗人宋琳在大礼堂朗诵自己的诗，一边朗诵一边把诗稿往台下撒，当时的校花为了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诗人陈先发在复旦读书时也是，他在台上朗诵，台下的姑娘们会递上纸条约他到夹竹桃林去聊人生谈理想。宋琳当年从学校前门走到后门，要花一上午时间，因为路上会遇到太多姑娘和诗人，而二十年后他十分钟就走完了这段路。

光荣不再，宠爱不再，也就算了，短短二三十年，诗人已经成为了需要敬而远之的对象，“诗人”这个身份也变得不那么正面积极，甚至让人羞于启齿，那些经历过美好时代的诗人，那些没有经历但不断听说美好时代的年轻诗人，怎能不感慨和怀念，怎能不自怜和受伤？

但问题是，那个时代真的是诗歌的美好时代吗？现在诗歌真的像很多人说的，到了需要被拯救的地步吗？恐怕不是的。

1980年代更多是诗人的时代，现在，诗人虽然不再被宠溺，诗坛也鱼龙混杂，但诗歌仍然在安静地生长，甚至在语言和艺术的内部，变得更富活力和力量。然而，为什么现在读者越来越少？恐怕像毛尖说的，当事人多少都要负些责任，“毕竟，像宋琳这样有品德的诗人不多”。但另一面，三十年过去了，诗歌写作在进步，我们的读者又在多大程度上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诗歌观念呢？本世纪以来，人们对当代诗歌的印象，大都还停留在北岛、海子、顾城等朦胧诗一代。海子、顾城的诗歌固然是好的，但他们对诗人形象的塑造却是坏的。当然，诗歌在当代缺少读者，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这和整个世界环境的变化有关：信息时代，人们消遣娱乐的方式多了，文学阅读份额必然被分割。

其实，在“诗歌船”之前，这种通过诗歌行为艺术使诗歌介入公共空间，使诗人与大众发生关系的尝试并不鲜见，比如上海地铁的读书快闪（读的是席慕蓉、徐志摩、普希金、海子、顾城），中山市的“诗意公交”，深圳市的“第一朗读者”，台北、上海诗歌双城展等。这些诗歌活动，多少都有希望唤起公众注意的目的，但效果显然不如那种可以让网友骂几句“诗歌已死”、“现在诗歌写的都是什么玩意”的话题受欢迎。

没有读者，或者“被边缘”，也不是什么需要焦虑的事。从本质上来讲，诗歌很难说是被边缘化，很可能只是退回到原本的位置。无论是唐朝还是1980年代，诗歌的兴盛和繁荣，都不是诗歌本身带来的，而更多是政治和社会因素推动的：唐代写好诗可以做官，1980年代政治气候松动，人们需要精神上的呐喊。即便是这种“诗歌盛世”，诗歌也只是在知识群体中被分享。只不过，现在的知识群体也不关心诗歌本身罢了。

但是，“诗歌船”仍然是有益的，也是有趣的。臧棣和陈东东都是中国当代重要的诗人，他们对汉语边界和诗歌技艺的拓展作出了持续而有效的努力，他们和其他当代重要的诗人一样，理应受到褒奖。而且，如果公众能由船抵达当代诗歌语境，诗人下了船能继续进行深度写作，怎么看都是值得高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