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叶氏南开五兄弟

五兄弟每个人单独打开来都是一本书，可以分开来看，五个人合在一起，则堪称一部多篇章、很有些分量的大书。到了晚年，五兄弟的生命可以说是五脉相通。

叶维丽

我想讲讲我对周锡瑞先生的书《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的一些看法，以及我对叶家的一些感受和理解。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既是叶家的成员，又是个做历史的，我是带着双重的身份来评论这本书、讲述自己的想法的。

多年前，我还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心中曾经涌动过强烈的寻根愿望，好像突然听到埋在血脉深处的呼唤，亟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来谈叶家，无形中我承受着的是几代人的生命之重。但我毕竟没做叶家史，只是近些天来为准备开会发言看了些材料，越看越觉得自己所知有限，加上时间关系，不可能展开来谈，只能大致搭出个架子，讲一些皮毛。

先讲讲我对周先生书的总体看法。这是一本写给西方读者的书，更确切地讲，是写给美国好大学（哈佛、耶鲁之类）高年级大学生的书，书的分析框架来自西方学者（主要是美国）对中国近现代有关历史的研究。书的“前言”中说，该书目的是humanize 中国历史，中文将humanize翻译成“人性化”。说实话，我不太明白何谓humanize，也觉得“人性化”的译法可以商榷，但就按照我的含糊理解，我首先想说的是，周的尝试非常可贵，书中有些部分写得十分精彩，如对坤厚公（叶坤厚，1802-1889）的描述栩栩如生，把一百多年前的一位清朝官吏写活了。而他是我的老祖宗，这令人感觉奇妙，为此我十分感谢周先生。书中五伯叶笃庄和五娘孙竦也都有血有肉。我小时的记忆中，美丽的五娘脸上总带着些许苦意，表情不舒展。看了书，才知道她当年是天津南开女中“三个摩登女性”之一，是个艺术女青年和性格果敢的“辣子”。她如何变成了后来那个有些畏缩的人！

但同时，用“人性化”的“标尺”来衡量，周书也有不尽如人意处，使我感到像是以西方的中国研究为脚本（script），拿叶家的人和事做illustration。怎么来恰当地翻译illustration呢? 这里我自造个词：“人注”。在书中多处，叶家人被作为“人注”，来阐释和“图解”美国学者的研究。书中写到多起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叶家人也身在其中，而缺乏对他们的思想理念、精神追求、内心世界的挖掘，缺乏对他们作为主体性的人的把握，这个缺欠在涉及我父辈那代人时比较明显。

周书的历史跨度一百多年，从晚清一直到当下，晚清部分写得好，反映了周先生的深厚功力；民国和共和国部分，即几乎整个二十世纪，则相对弱一些。我今天想集中谈谈我的父辈。他们在二十世纪早期出生，二十世纪末或二十一世纪初陆续离开这个世界（目前仍在世的是我已年近百岁的父亲叶笃成和五姑叶笃柔）。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二十世纪的中国，用李零先生的话讲，是“血流成河，泪流成河”。我的父辈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并且常常身处二十世纪社会大变动漩涡的中心地带，二十世纪中国人经历的，他们差不多都经历了，且往往更深，更甚。

多年来，对于父辈，我是带着一些问题的，也有些想法，它们可以被看成是对周书的补充和对照。

何来家族认同？

我们这个家族，从坤厚公算起，到我这一代，已经离开乡土一百多年了，是一个六代城市中等精英家族。在中国，六代城市的家族恐怕不是很多；在“大变局”的一百多年来，“君子之泽、六世未斩”，一直维系着中等精英社会政治地位的，恐怕也不是很多；而对我更加有意义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家庭作为“institution”（制度）受到解构和被重新定位的时代，在战争和社会政治革命频仍的局面下，在1950年代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下，叶氏家族如何不但survive了——存活了下来，并且在进入1980年代后thrive——“发扬光大”了？正是进入1980年代（即“改革开放”时期）之后， “叶家人”这个词开始挂在父辈和我们这代人嘴边，表明清晰的家族认同的形成。一个家族的认同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重塑，我关注的，是以我父辈一代人为主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形的家族认同。该如何在二十世纪的背景下解释一个有着自觉家族意识的城市精英家族呢？

南开五兄弟

我的看法，人口众多的叶氏家族是以南开五兄弟为核心成员的，家族认同的基础是五兄弟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而他们互相认同的基础，又是建立在相近的理念之上的——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五兄弟在价值观念、对社会政治等问题的看法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凝聚叶氏家族的，是五兄弟共同怀抱的理念，而并不仅仅是亲情。要理解这个家族，就需要理解五兄弟共通的精神世界，对此，我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愿意在这儿先把这个看法提出来。

这里出现了“南开五兄弟”的概念，这是与周先生按照出生顺序（birth order）来分组不同的。叶家兄弟姐妹众多，有兄弟八人、姐妹三人。人数一多就有了“分组”的必要，照周先生的分法，我三伯叶笃义在“长子”组里，与大伯和四伯在一起，周先生并引用西方有关理论，说明“长子”的特点。我的分法，是将在天津南开中学受到完整教育的五兄弟放在一组，其中包括叶笃义（兄弟中排三），笃庄（五），笃廉 / 叶方（六），笃正（七），和笃成 / 方实（九）。中学毕业后，五兄弟相继进入北平和日本东京的大学接受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时，笃义已于1934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其他四兄弟仍为在校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五兄弟之外的其他兄弟（大、四、十二）并没有受到系统完整的现代中学和大学教育。

这两种不同的分法，反映了我和周先生对二十世纪社会家庭变迁及学校教育重要性的不同理解。我认为，到叶家兄弟逐渐长大成人、面临道路选择的1930年代，在家庭中出生的顺序已经不那么重要，而学校及社会的重要性则大大提高。特别是，1930-1931年间，叶家遭受重大家庭变故，家中三位长辈：祖母、父亲及一位母亲（笃义、笃廉、笃正、笃成四兄弟之母）相继去世，原有的长幼有序等级森严、似一自洽小社会的大家庭受到重创，开始走向解体；同时，自1931年“九一八”起，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1933年春长城抗战失利后，日寇对华北地区步步进逼，平津成为事实上的对敌前沿。

我七伯叶笃正和我父亲叶笃成于1930年秋同入天津南开初中。多年后我亲耳听七伯说，他上南开前只知有家，上了南开才知有国。我父亲也说过，他是上了南开后才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学校的教育和经历对我父辈由“家”（家庭成员）而“国”（国家一分子）身份认同的转换作用巨大。五兄弟相继经历了这一重要身份转换，这也应是他们日后共同理念的基石。

此时的“国”，受欺侮、遭宰割。我父亲记得日本浪人光天化日下对着河北省政府撒尿，我与七伯笃正最后一次有质量的对话是在他去世前一年（2012年）夏季的某日，此时他已十分虚弱。说起来当年日本人在天津，他“太……太……”了几遍，说不出后面的词，我接下去说，“太坏了”， 这时七伯终于说出，“太欺负人了！”一位九十六岁的羸弱老人说出来的话比我要到位得多。

五兄弟的“民族主义”，是被欺凌民族的“民族主义”，不是用来欺负别人的。七伯晚年看到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入侵者扔石头，说“我们当年连石头都不能扔”。

富家子弟与“革命”

我五伯叶笃庄在兄弟中对这个家族琢磨最多。他曾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为什么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个家庭的孩子里，大（叶笃仁 / 刚侯）、十二（叶笃慎）与“革命”无关，四（叶笃信）同情革命，但未直接参与。五伯指的，就是“南开五兄弟”。按照今天“官二代”“富二代”的说法，叶家的这些子弟，算是“官五代”“富五代”了，他们为什么会“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今天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我在这里姑且将“革命”放在引号里，而不去下定义。我五伯理解的参加革命，并不是后来加入了中共的老六笃廉和老九笃成才算数的，他就自认为当年是革命的。无独有偶，若干年前，我亲耳听到七伯笃正也说自己是走上“革命道路”的，这让我有些惊讶，但这是科学家叶笃正的自我定位。而我三伯笃义，则在他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中，将自己称为“社会的革新者”。“革新”与“革命”虽有区别，也有重叠。也许，我们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可以有超越党派、更加宽泛包容的理解。叶家五兄弟在其中有各自的位置，这也应是他们日后在理念上互相认同的另一重要基石。

五伯曾说，众兄弟走上“革命”的道路，与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有直接关系。周书对这一重要看法似未加特别注意。五兄弟的母亲都是姨太太，在家中的地位处于“主”“仆”之间。虽然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但在“老太太”和“太太”面前，仍不免处处小心，忍气吞声。三伯笃义晚年说到母亲临终前为死后装殓事哀求太太时的情形，仍不禁老泪纵横。兄弟们说起天津叶家，都不约而同地用到“封建”一词，这表明的是一个批判的立场。五兄弟对家庭的感情是复杂的。

多年前，我曾听过七伯笃正和我父亲回忆他们儿时经历过的一件事：一天，六七岁的兄弟俩在家里的大门口外玩耍，迎面走来一对乞讨的祖父和孙女。看到两个小少爷，祖父低声下气地就要磕头，这时小女孩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晚年兄弟俩分别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居然能一字不差地学女孩的话，对她的骨气赞叹不已。当时小兄弟们身上没有钱，看着老人和女孩空手而去。若干年前，已年届九十的七伯在一次访谈中，说这是他一生中感到歉疚的事情之一，并说如果那个女孩今天还活着，他愿向她当面道歉。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虽然出身富家，但叶家兄弟对当年社会的不公是有认识的。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社会的革新者”在五兄弟的追求中，包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在今天这个对贫富差距熟视无睹的冷漠社会，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

“一二·九”那代人

我的看法，五兄弟都属于广义上的“一二·九”那代人。近年来，我以南开中学1936班（我父亲的班级）为主轴，一步步地梳理那代人的思想脉络。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南开校园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和“美国试验主义”的土壤环境中，在当时“白色恐怖”围追下中共“自顾不暇、无心插柳”的政治形势里，如何产生出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其中不少人是富家子弟。最近在媒体上听到“三十年代左倾时髦”的说法，让我反感。当年左倾，是要担风险，甚至要被杀头的，哪里像是今天这个“小时代”的人在赶时髦？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迷茫、愤懑中为国家、为民族寻找出路。这里的关键词是“找”，是个主动词。同龄人抱团儿一起找，声气同求、相互启迪。这是有主体性的一代人，是个在相当程度上自发政治化、自觉政治化的一代人。他们都非常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同情劳苦大众，对中共由开始时视作“匪”到逐渐同情。周在书中讲到抗战前的校园和青年时，引用了美国学者易社强和叶文心的有关研究，我认为他 / 她们两位没有能够解释清楚那代人，我自己因为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这么说是有底气的。一二·九运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1933、1934、1935那几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到1935年底，地火喷出来了。平津地区处在对敌前沿，平津学生首先发出怒吼，顺理成章，如果不发声才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哀。

叶家五兄弟都在“找”，寻找的时间段有先后，强烈程度有不同，但都在找。五伯叶笃庄是兄弟中最先左倾的，对其他四个兄弟有深浅不同的影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六（笃廉）、七（笃正）、九（笃成）积极投入，五伯在东京热心参与左翼活动，与中共在东京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并讨论了在天津办书店事宜。他于1936年秋季休学一学期，回国办理此事。大学毕业后的三伯笃义在1936-1937年间有一次极好的留学机会。我父亲后来问他为何不去，他说学生都上街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国家。“一二·九”运动对三伯的感召之深，影响到他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五兄弟都是广义上的“一二·九”人。

可以说，“南开五兄弟”的格局在1936年秋办天津知识书店时就开始形成了。为办书店，倡议人笃庄出资三千银元，其他四兄弟各出一千银元，都是从刚刚分家得到的钱里拿出来的，都不是小数目。此时笃义已有家累，但他也出钱了，并说，兄弟们都清楚书店有中共背景（由中共北方局领导）。在当时的时局下（西安事变尚未发生），五兄弟出资办有中共背景的书店是个可圈可点的举动，但周书对此着墨不多。办书店也是五兄弟和其他兄弟在政治上的一次分野。

1937年7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天津。最先被炸的是南开大学，日机一面扔炸弹，一面撒传单。大批的中国人不去抢看传单，却围在知识书店门前看书店停业告示，告示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矣诸君，望珍重！”三伯说他参与了告示的拟定，而我认定这句话就是他写的。多年后三伯对当年的情景有个描述，读时我脑中浮现出一幅令人泪下的画面：头顶着狂轰滥炸的日机，天津民众与书店作别，也与和平作别。这幅画面一定长久地留在三伯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