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现实

牛棚读书记

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

最近在台湾找到一册《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虽然早在1995年已公布，却直到去年此事四十周年的时候才成书上市。这种书，不晓得有多少人会有兴趣；这件事，也不晓得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简单地讲，那就是“殷海光事件”之后，台湾学术界最有杀伤力的政治迫害之一，焦点同样是在台湾大学哲学系——蒋经国口中那唯一一个他控制不了的学校的自由思想阵地。那时候，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一连六天连载了一篇叫做《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文章，表面上说是代表小市民，实际上却是代表党官训斥知识分子。于是台大哲学系副教授、知名的道家哲学专家陈鼓应，便在校内论坛反驳这篇宣传文字。后来也成了学界一员的哲学系学生冯沪祥，当场就站起来反指陈鼓应专说政府的坏话，认为他对政府不够公正。结果，当老师的陈鼓应和当时还是大四学生的政治哲学家钱永祥，一起发言批评冯沪祥，直指他是“职业学生”。看来似是一件小事，后来却酿成风暴，造成一大批学者去职，甚至出亡。

“职业学生”这个说法，今日久已不闻，那年头却是种实实在在的身份，大抵可理解为埋伏在学生当中的“五毛”，专门监督同学和师长的思想状况，同时也承担一些政治宣传的工作。就和许多曾经最激烈反共的台湾人一样，冯沪祥今天在大陆也很吃得开了，被人称作“大师”，四处请去演讲。

在这份“报告”里头，我读到的，却是当年那个还在效劳国民党特工政战系统的冯沪祥，一个坚决反共的“爱国好青年”。这个学生非常特别，逻辑课考了个零分，不服上诉，多次争持之后，竟然如此留书给任课老师杨树同：“杨先生您好，专程来访，未能拜候，甚觉怅然，后生本为诚恳解释误会而来，语云： 冤家宜解不宜结。 而今赵先生向学校称他倒并不坚持对后生处置（梁按：“赵先生”即当时的代系主任赵天仪），而推说系杨先生之意坚持处置，结果反倒成为由杨先生出面作了 恶人 ，后生深恐有损杨先生厚重之令誉，是以不揣冒昧而来拜候，就后生即令有误会处提出诚恳之说明，况且而今看来系务整饬在即，若能承先生见纳，想对大局及杨先生皆不无益处也。”

是什么样的学生，才会给老师写这样的信？且不论“冤家宜解不宜结”和“恶人”这类言语的无礼。一个普通学生又怎能预先知道“系务整饬在即”？同时还要语带威胁地劝告老师要以大局为重，要好好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呢？而这一切，全都只不过是因为老师给了你一个零分。

冯沪祥后来承认，他和“心庐”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心庐”这个既有传统私塾教育色彩，又具政治心战任务的古怪机构，正是一时权倾朝野的特工头子王升手下的亲兵培训班。王升这个名字曾经几乎可以用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可官办刊物却把他说成是文武双全的奇才，不只“著作无论就内容和境界等方面，都是出类拔萃，首屈一指的”，“在文学上，他的造诣也非泛泛可比”，就连演说，据闻也常叫预备军官感动到“痛哭流涕”的地步。

自诩是“反共奇才”的王升，他最了不起的发明，就是一套把杜威、罗素，心理分析、存在主义，以至于整个行为科学都归类为共产主义的逻辑。再看当时台湾社会的背景，政战系统流行把国民党败走大陆的原因归罪在美国国务院的“共党分子”头上，又将费正清等美国学术界中的要角说成是“苏联特务”。其推理之奇，就好比那篇《一个小市民的心声》论证“敬爱领袖”是“人类感情生活的一部分”，将西班牙大独裁者弗朗哥形容为“老成谋国”的智者一样（非常好玩，不论何处，也不论何时，大部分这类自称是要代表“小市民”、“普罗大众”和“沉默大多数”的发言，都有相当近似的格调，那就是都不是真正站在小市民那一边）。

不是开玩笑，台湾那时还真有特务怀疑“马克·吐温”的小说也是“共党邪说”，因为他和马克思一样，都叫“马克”。就像香港某些专挑“匪语”的新一代语文“警察”，常把自己没听过的言词文字误为共产中国的产物。这是见识的问题，更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反共反昏了头，所以无论遇到任何事物都先得辨明它到底“共”还是不“共”。类似推理，大陆亦然，过去要问你姓“资”还是姓“社”，现在则得分清一个人爱国不爱，一套学说民族不民族。

说回《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我印象最深的，反而是它里头那些显眼的惊叹号。主持调查的，全是学有专精、名重一时的台大教授，他们在这份本该干枯平实的报告当中，却时时忍不住惊叹。许是昔年旧事太过不可思议，如今重温难免讶异。我却以为，史上所有被人认为不可能再发生的荒诞事件，其实都是很现实的。

当它们降临的时候，当它们逐步在地表上凸起成形的时候，当时的人们大都会觉得理所当然，觉得那是势所必至，自然而然。直到多年之后，来者回顾，才能质问我们这一代人怎能如此古怪，不只坐视悲剧，并且还参与演出。要在形势之中跳脱出来，以历史的眼光省视自己身处的局面，着实不易，非常人所能为。故此，族群屠杀总是会回来的，政治迫害也总是会回来的，它们在历史课中从不缺席。

政治迫害的现实，有时真的是出自现实的需要。“台大哲学系事件”中的要角，当时的系主任孙智燊，在整件事里的表现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指控同事时胡言乱语，摘引文句时断章取义，他那种把人推成是“海外共党分子”的理路，过火到了你会怀疑他或许真的不是政府特务的地步；因为即便是特务，也用不着这么大规模地栽赃迫害一群分明无辜的学者。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在排除异己，就像任何机构里头都会有的人事斗争一样，他想弄走他心目中的敌人。只不过他利用了手边最有效的工具，那一整套当时威力最强大的意识形态修辞和文法。类似冯沪祥将自己考试不及格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立场的层面，孙智燊也借了这把足以燃烧掉整个学系的东风。一切政治运动“打击面的扩大”，多少都和这种人性的现实有关。

如果这么解释，当然可以将“台大哲学系事件”说成是一场包裹了政治外衣的人事权斗（至少部分上如此），但它又不幸地造成了台湾文化学术界言论受制、思想黯然的政治后果。然而，要是放宽政治的定义，拉大对政治压迫的理解；我则还是要说，它真是一场政治事件。

因为政治从不单纯，我们可以在概念上区划政治斗争和人事的纠葛，但现实中它们却往往黏合得密不可分。更因为这件事发生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时代，有一套非常僵固，但范围又十分有弹性的意识形态，使得任何人都能利用其中的措辞和标签去打击对手。这种意识形态的通行和霸道自是政治的错误，但利用它的人也一样要为它的通行和霸道负责；他们就是政治错误的具体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