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之后不穷究

胜朝志胜

谭伯牛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清文宗在热河病死，遗诏以肃顺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幼帝。十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发动政变，推翻顾命大臣的政府，开创垂帘听政之局。政变成功后，并未穷治“肃党”，或以为藉此可见慈禧太后的理性与仁慈。

然而，“肃党”之有无，本就是一个悬案。民国三年，肃顺当年的小弟王闿运，旧地重游，白首谈玄，云：

其时夷患（按谓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俱为清流。肃裕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

按，同、光两朝，“清流”专指主战派，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被称为“浊流”。闿运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称为“清流”，并谓“权臣”肃顺“兼善”之，显然是将肃顺视为当时的“政府”。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衷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 肃党 ”一句，则是对政敌用“肃党”一词，污称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朋党”，深表不屑。

御史许彭寿却不这么看。他写了《密陈查办党援等四项事宜折》（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谓“伊等专擅以来，无耻之徒或为之鹰犬，或为之囊橐，或为之发踪指示”，建议太后“饬下亲信大臣，密查此种劣员，严行澄汰，以肃官常”。不过，同日他又附片奏曰：

再，权要作威作福，目中且无君父，何况同官？在诸臣受其挟制，不过出于免祸之心，而臣又得自传闻，是以先未指实，总求饬下亲信王大臣从容查核，未可发之太骤。倘即日明降谕旨，则言者以报复为虑，此后无敢建言者矣。（《查办党援未可发之太骤片》）

似对“无耻之徒”颇具同情之理解，不愿太后穷治。太后想法则略有不同，看到摺片，她“当令议政王、军机大臣传旨，令其指出党援诸人实迹”。彭寿既已倡议，虽曰“得自传闻”，至此也不得不交出名单，否则就有“讦告诬陷”的嫌疑。他检举了有代表性的几位大臣：“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书陈孚恩。踪迹最密者，如侍郎刘昆、黄宗汉。伊等平日保举之人，如侍郎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外间皆啧有烦言。”或真是为了“惩一儆百”，初七日，上谕命将名单中的陈、黄革职永不叙用，余人俱行革职，并声明点到为止，“此后朕惟以宽大为心，不咎既往。尔诸臣亦毋许再以查办党援等事纷纷陈奏，致启讦告诬陷之风”（《谕内阁将党援载垣等之陈孚恩诸人革职》）。

彭寿列出的名单大有问题。他人不论，被革职的刘昆就感觉特别悲愤。此前，他与肃顺的私交，不过同席吃过一顿饭，而且饭局的召集人还是彭寿之父乃普（时任吏部尚书）。试想，我刘某若是“肃党”，汝父难道是卧底不成？于是，某日在戏院碰到许彭寿，刘昆破口大骂，“且质尚书前事”，彭寿理屈词穷，转身就跑，“昆奋起击之，碗拂其耳，羹酒染衣，众环救乃解”。时人并作联语，云：“许御史为国忘亲，捐归党籍；刘侍郎因祸得福，打复原官。”（按，刘昆不久就重回官场，同治中仕至湖南巡抚，事见朱克敬《瞑蓭二识》卷一）

然亦有人系统总结过“肃党”的构成，谓：“肃顺擅政，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官，次外吏。”按，“留京公车”（即进京应试的举人）可以王闿运为代表，“京曹官”可以李寿蓉（户部主事）为代表，“外吏”则可以写下这段总结的李桓为代表。

李桓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之子，时任江西道员。他怎么理解肃顺搜罗外省人才的呢？因为贵州安义镇总兵进京陛见，途经江西，李桓“以其久著战绩，厚赠之”。总兵至京，拜访肃顺，肃向他访问江西吏才，总兵对以李桓为赣省第一干吏，并写信给李桓，说肃大人对兄台极感兴趣，不妨拜在门下，只要从江西寄来门生帖，我即在京代购一柄玉如意，“附缄面递，即可晋秩两司”（谓可升任按察使甚至布政使）。李桓接信，“不觉失笑”，以为“武夫不足与论”，烧了此书。以后，肃顺被杀，据说“所有往来书札悉行封进”，于是，李桓很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谓“幸不为某所诱”（李桓《甲癸梦痕记》卷一）。

但是，李桓却忘了十月二十九日的上谕：

肃顺管理处所尤多，凡内外大小臣工，赠答书函，均恐难与拒绝。当兹政命维新，务从宽大。自今以后，诸臣其各涤虑洗心，为国宣力，朕自当开诚相待，一秉大公，断不咎其既往，稍有猜疑。所有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各件，著议政王、军机大臣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至意。

按，前几天抄肃顺的家，发现多封陈孚恩写给肃顺的“亲笔暗昧书函”，因此加重治罪，将孚恩充军至新疆。同时，应也发现不少朝野大僚写给肃顺的“亲笔暗昧书函”，其中，必不可少的还会有湘军领袖如胡林翼、曾国藩诸人的亲笔信，因为，肃顺器重“湘贤”，早已不是新闻，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肃顺幕后主持，强行保住左宗棠，免其入狱。而湘军是太平军的惟一劲敌，稍谙时事者皆知湘军此役关系国家存亡，不论要不要根治“肃党”，将湘军大佬划入“肃党”阵营绝非明智的做法。以此，太后说所有肃府查抄的书信都要拿到军机处一把火烧了，“毋庸呈览”，实在是合乎情势、最为正确的处理方法。焚毁之前是不是做了备份？揆以情理，答案也极有可能是个YES。这些书信，极具运用之妙，将来很有可能用得着嘛。

以上不过猜测。但是，看看曾、胡、左诸人全集，可有一封写给肃顺的信，可有一两句对肃顺的赞语？没有。按常情与逻辑，却是一定会有的，因为肃顺是当时实际的国家领导人，于公于私，地方大吏皆应与他往来，且不能限于公事公办的往来。信都去哪儿了？军机处把原信烧了，诸位赶紧也要把自己的底稿烧了，可想而知。

而本质的问题，是肃顺真要谋反吗？若然，则不论湘军大佬再如何身膺巨任，恐怕结局都是身首分离。若否，则不论平日写信如何“亲笔暗昧”，都是谋国之忠，无可厚非，或能寻出病句，决不可引为罪证。以此，慈禧太后才能遵循理性，表示宽厚与和平，以致十年后曾国藩与幕客聊天，要由衷地赞叹“女中尧舜”，尽管他此前也“暗昧”地说过，政变后抹黑肃顺，实在是“天下无真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