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降薪，重塑公平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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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中央媒体针对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发表评论报道，《人民日报》解答“究竟该拿多少钱”。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得到审议，习近平用16个字概括了改革标准：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

16字定调

中新社前天援引专家观点，强调“这16个字对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非常有针对性”，同时称，“应把国企薪酬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结合起来”。

与以往同类文件不同，这次改革方案的对象被明确为“中央管理企业”。据此理解，涵盖范围不仅包括了国资委监管的113家央企，还扩展到各部委所辖20余家金融企业，以及中央部门（单位）管理的100多家非金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型企业。

在《中国青年报》昨天头版文章《国企高管薪酬改革进入“深水区”》中，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就此表示：“这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改革，也突出了新形势下的监管新重点”；“以往大家的目光总是盯着央企，但近年来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央企的二级公司，暴露出的问题更加严重。”

因此，此次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最先“开刀”的领域很可能就是金融与新行业。团中央机关报将矛头特别指向了“稳赚不赔，坐收千金”的银行，声称“除了账面上的高薪资，银行等金融系统超发福利这一 隐性薪资 招致百姓不满”。

按照文中所引建议，完善中央管理企业薪酬制度有两大思路：“一是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公司和公用性、垄断性公司，前者参照市场标准并略低于市场，后者参照公务员薪酬标准；二是将高管分为组织任命和市场竞聘两种，前者略高于公务员标准，后者参考市场标准并且略低于市场价。”

此外，据媒体报道，改革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是削减大型国企最高管理层的薪酬，尤其是在金融和银行业。一些人或面临50%的降薪。第二步是逐步调整工作责任。政府或任命相关人士参与公司董事会，但公司的日常运营将逐步交由社会招聘的高级管理层，薪酬看齐国际标准。”

如果这两大思路和两个步骤落实到位，以金融业为监管重点的央企势必将有一段高层人事动荡，一批并无政治抱负但求高薪待遇的高级管理人员预计将选择离职。

导向性样板

央企不差钱，那为什么要啃这块“硬骨头”？是为了自上而下推动国企整体改革。

自上海率先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打响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枪”后，各地陆续跟进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在各地方案里，除了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领导薪酬水平外，更大的亮点是明确了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时间表，其中津沪两地明确了上缴收益充实社保的比例。此前，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要提高到30%。

如此，便能符合《人民日报》所言，“这是国家向社会展示的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导向性样板，是国家意志的直接表现之一。如果在这方面无法充分展示出分配公平，怎么能期望实现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

中共中央机关报告诉国企老总，你们的薪酬水平和结构特征应该是“体面薪酬、综合激励、公平标杆”。

所谓“体面薪酬”是，国企老总的薪酬应能体现其社会地位，保证其本人和家庭可以享有衣食无忧的生活，使其能够无后顾之忧地专心经营企业。所谓“综合激励”是，国家对国企老总的激励不仅体现在经济报酬上，还体现在奖励贡献、长期保障和给予更大职业发展空间上。所谓“公平标杆”是，国企老总薪酬体系应体现国家对于“收入公平”的意愿。

具体到这12个字代表的数字，“不应以私营企业尤其是国外私营企业为参照，而应以较高层级国家公务员薪酬水平为参照”：“如果是国家雇员，那么，原则上以较高级别的国家公务员薪酬为基本参照，加上体现经营业绩和风险报酬的激励性报酬，优秀的、创造了突出业绩的国企老总还可以拿到比国家公务员更高的报酬。如果是企业雇员，那么，其薪酬同企业效益直接挂钩，可以拿到与非国有企业同类高管收入水平相当的报酬。”

根据这篇《国企高管究竟该拿多少钱》的说法，除了有些高度竞争性的国企老总薪酬可以实行高度市场化的薪酬机制，典型的国企尤其是央企老总，即使同国家行政级别脱钩，也需要实行国家认定的国家雇员级别制度。

价值系统重塑

有华润宋林的前车之鉴，拿央企高管“开刀”显然还有反腐主旨。

昨天出版的《环球时报》跟进刊发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署名文章《央企薪酬改革令人振奋》，针对习近平所言“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是改作风的深化，也是反 四风 的深化”，宣告“此要求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各种原因或力量作用，致使央企中的奢靡之风愈演愈烈。特别是近期，数位央企高官的贪腐案情被揭之后，人们更进一步了解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一顿饭吃几万、十几万已经不再是个案。央企直接与国家机关打交道，其奢靡之风不除，必先腐蚀一些党政官员。从这个意义上讲，央企反 四风 具有战略意义，它应是整个国家治党治政治吏的重要组成部分。”

确实，有关“央企财富属于全体国民，管理者只是人民群众的委托管理人”的话题，在民间舆论场上素有“名不符实”之叹，诚如公方彬所言，“理论上可以回答得清楚，问题是实际情况尤其财富分配很难打消人们的疑问”。于是，这位曾经多次率先披露反腐动态信息的国防大学教授强调，“中央下决心改革央企领导的薪酬，其意义远超经济利益本身”：“比如，一个领导干部从党政机关转岗到央企，薪酬立马出现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这完全不合逻辑。不能不承认，央企涉及的领域多影响国家战略，因而远没有实现市场化，至少市场化不充分。既然如此，央企负责人就不能因为企业有大量利润而获得超额回报。央企负责人的薪酬不调整，难免让人怀疑我们的制度设计正在造就既得利益集团。”

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价值系统的重塑”之高度，公方彬向面临降薪的央企高管发出呼吁，“精英要有更强烈的社会担当”：“这个要求既是执政党性质宗旨决定，也是当下引领改善官员价值观念决定，甚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对全民族人文品质的必然要求。我们社会的功利主义已经严重地压迫着民族精神品质的提升，而这种压迫与精英阶层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弱化关系密切。换句话说，由于制度设计存在漏洞，导致原来意义上本因担当精英的群体，其中很大一批人出现堕落乃至蜕化，转为一味索取，排斥担当的功利之徒，又由于这些人的负诱导，致使社会道德底线下滑。我们必须通过利益调整将迷失于物欲中的这些所谓精英导引出来，让他们再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什么是人生价值和如何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何为幸福和如何获得幸福这些终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