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太多的错误，宛如光碟上的无数光圈。” 姓名：Li, Yiyao 国籍：中国
“关于我前女友的最后几卷胶片，永不会褪色。” 姓名：王波〓国籍：中国
“妈妈留给我的最后一个礼物盒，而后我们不再理对方。”
姓名：Brezhnez,Gleb V 国籍：俄国
“错误总是接连不断，纠缠不清，而我有时想自我了断。”
姓名：Sierra, Michael A 国籍：厄瓜多尔
“对不起，当我的父母期望我努力学习的时候，我却在嗑各种药。”
姓名：Jigean Yoo 国籍：韩国
“祖母，我真该多花点时间陪你” 姓名：Lewis, Lucy J 国籍：美国
“我再也不想喝醉了” 姓名：Jeong Sodam 国籍： 韩国
早报记者 徐佳和
“在自我忏悔的这座黑暗而充满污泥的迷宫里，我总算走完了最初的、最困难的一步了。最难出口的倒不是罪恶的事，而是可笑又可耻的事。”这是卢梭写在《忏悔录》第一章里的话。
一场以“忏悔”为主题的展览8月20日到9月20日在民生美术馆举行。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戴上雪白的面具，换上无法辨识的雪白衣服，爬上展厅内设置的高高的忏悔台，写下你心中的悔恨，弃之于墙角。
就现场可以得到的纸条看来，人们的忏悔，并不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等宏大话题，更多的，集中于父子、母子、兄弟、夫妻等亲情爱情的人类共通主题。其实，这个展览更核心的意义在于“交流”，艺术家胡任乂特别对《东方早报》记者强调了这一点。
这个名为“金盆洗手——无限忏悔计划”的展览由艺术家胡任乂于2012年底着手计划，2013年4月正式开始实施。展览分布于两个展厅内，包括“义务性”和“强迫性”两类展品。
义务性展品是与忏悔相关的私人实物，这些实物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国外，比如一个装着一张纸条的盒子，纸条上写“妈妈，尽管你不和我说话，但是我依然爱你”，这个盒子的主人与妈妈已经很久没有说过一句话，盒子就是他与妈妈断绝交流之前最后的一个礼物；满满一墙都是艺术家在纽约街头拿出纸笔要求路人们写下的“sorry for something”：有一个德国姑娘写着“对不起，我仍然相信我能飞”。也有个韩国青年人写“对不起，当我的父母期望我努力学习的时候，我却在嗑各种药”。
所谓“忏悔”也有黑暗的一面，例如让一个人被迫承认自己从未做过的事。从展览作品来看，国人的忏悔压力普遍来自外部世界，“强迫性展品”则都与国人生活息息相关。
有一件展品是来自 “罪犯”周惠来的检讨书，检讨书写于1968年-1969年之间，几乎每日一文，周惠来当时被关押于张家港附近的监狱，在那个时期，“罪犯”往往不等于真的犯下了什么罪行，而是因为“思索”犯下了罪行。每日一书的检讨是他和关押者的交流方式，他与关押者之间是一个被迫的、没有互相对话的关系，这样的写作，最后就变成了强迫症，但在当时，只有这种方式能对他构成生机，这也是他唯一的交流方式和求生方式。
另一个，则是小学生们写的检查，内容有上课迟到、在课间玩了iPad之类，检查的最后结尾都是“请老师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我再也不会……”几乎每一个有过学校经历的人，都“被迫”写过如此的检查。放之于别的场合，也许这些孩子的错误根本不构成错误，但是如是多的检查放在一起，就像一次语言的列队。
黑暗的忏悔当然西方也有——1989年，美国，5名非洲裔和拉丁裔年轻人承认在纽约中央公园犯下了暴力强奸和侵犯罪。“虽然嫌疑人……在一名家长或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面对镜头承认罪行，但他们在几周后翻供，称因受到恐吓、欺骗和胁迫而做出虚假供述。”在入狱25年后他们被无罪释放。而纽约市则声称：“纽约市并不承认有罪。”
德国对二战时期施行的犹太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行为做出了忏悔；2008年，《时代周刊》刊文称：“澳大利亚准备就在社会工程名义下长达60年来致使数以万计的儿童与父母分离致歉。”
忏悔没有国籍之分，忏悔是一种治愈的武器。让个体产生忏悔的因素政治原因往往排在第二位，而第一位，很多时候都让位给了亲情。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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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