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宇宙
在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办公室中,你可以看到堆积的诗集、小说和文学评论;你也可以看到一块能显现水汽的石头、两只小猴儿、三只鹦鹉和四只大猫。至少在它们眼中,黄怒波是个和善和有趣的人,与外界塑造的凶狠霸蛮、狼性十足的形象截然相反。
我见到的黄怒波“一团和气”,与它们嬉戏周旋的那个黄怒波并无二致。这或许因为谈话对象是他北大中文系的师弟,又或许是因为都写过诗。这样的对话,确定无疑,会以诗开始,并以诗收幕。
在对话之前,我查阅了《未名湖诗选》,这是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出版的一本诗集,收录了北大1977年后二十年间最重要诗人的作品。我没发现黄怒波,也没发现“骆英”(他的笔名)。在1977级的诗人中,我只看到了查建英。黄怒波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沉寂多年的激情热望,经由或粗粝或细腻的文字,经由浅吟低唱或是咆哮吼叫,显现和迸射出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
黄怒波没有出现在《未名湖诗选》中,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北大诗歌最大的赞助人——他向北大捐了一大笔钱,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他也时常与北大最优秀的几位诗人,西川、臧棣等人进行创作互动,有时候他也会怀念起早逝的海子、骆一禾与戈麦。
在中国房地产界,黄怒波可谓一朵奇葩。毫无疑问,他是开发商中最好的诗人。黄怒波的新作,《跳舞兰:死亡哲学笔记》,较之他之前的《小兔子及其他》与《绿度母》,以我个人的判断,的确达到了汉语诗歌写作的较高水准,而潘石屹则尚未在演艺界宣示出“存在感”。
黄怒波在大学中并不怎么写诗,他成为“骆英”是毕业后的事情——那时候他已经成为中宣部的官员。这或许是他未能出现在《未名湖诗选》中的原因。事实上他13岁时便已在《宁夏日报》发表了第一首诗。学校里觉得有学生在《宁夏日报》上发表诗歌是件大事,就把报纸放在橱窗中展示。他们抠掉了他的名字。他们觉得,作为“黑五类”的子女,他不配在展示中出现名字。
如今的黄怒波已不再担心自己的名字被抠掉。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开发商之一,与王石、潘石屹、冯仑、易晓迪等人并列在“英雄”榜单中。他也是胡润榜、福布斯榜的常客,尽管排名并不十分靠前。
在成为商人之前,黄怒波先是在兰州饱受欺辱,后来到宁夏的农村插队。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毕业后成为一名官员。后来他厌倦了一眼能看到头的未来,下海经商,组建中坤地产公司,去寻找生命中的不确定。二十年来,他盖了不少房子,赚了不少钱,成为了工商界的明星、媒体的宠儿。毫无疑问,他曾享受过这些虚妄,如今则感到倦怠,因为它们提供不了“幸福感”。
作为一名商人,黄怒波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宏村计划”。宏村是黄山附近一个独特的古民居村落。黄怒波1985年曾被下派到这里当老师,讲授古代汉语。1997年,他的中坤地产初具规模。他投资了400万元,用于宏村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他后来推动宏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这种根植于文化眼光的商机,只有诗人才能看到,也只有诗人才干这种事。”他说。
对于黄怒波来说,最大的1桩挫折毫无疑问来自冰岛。2011年,整个世界都在讨论“中坤集团主席黄怒波拟斥近10亿冰岛克朗(约880万美元)购入冰岛东北部一幅被称为格里姆斯塔迪尔的土地,并计划投资约100亿-200亿克朗(8800万-1.76亿美元)发展生态旅游度假村。”
起初的时候,冰岛总统格里姆松表示欢迎这一投资,并称这是两国关系蓬勃发展的一个迹象,冰岛国内声音趋于一致,欢迎黄怒波投资。事实上,冰岛的确需要来自黄怒波的投资,2011年的时候,这个北欧小国已经濒临破产了。然而当地一些有声望的人却质疑说:“我们都搞不懂黄怒波为什么要买那块这么大面积的土地。那里冰雪覆盖四五个月,要在那里建高尔夫球场、骑马场,可以利用的季节太短了。”他们推动冰岛政府否决了中坤的特别申请。
这些有声望的人并未意识到,这块土地已经挂牌十年无人问津。冰岛一位官员也称:“黄怒波希望收购的,是坐落在冰岛东北部的一块私人领地,属于冰岛境内最寒冷和最荒芜的一块土地,归属于不同的农场主。过去那里曾经是牧羊场,随着近些年城市化的推进,土地被荒废了很久。”
英国《金融时报》称黄怒波“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而黄怒波则声明,中坤到冰岛购地开发投资是纯粹的企业行为,完全出于商业目的,与政治毫无关联。
冰岛政府最终否决了这项收购。黄怒波相信,冰岛政府阻止他的购地交易,是因为对方忌惮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也许这个世界还没有为迎接中国的企业家做好准备。”
对于黄怒波来说,在冰岛的挫败并未对他构成打击。他浪费了时间和情感,但却并未浪费金钱,也丝毫无损于他与冰岛诗歌界的交流。
在所有身份当中,黄怒波最看重“诗人”。“诗歌是自己的,不管你穷也好,富也好,社会伤害不了你。它可以让你穷,可以让你死,但诗是你自己的。诗歌是精神财富,谁也剥夺不走。”他说。
“诗歌让我活得有意思。加缪、海德格尔都说过,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世界是不是挺荒谬的?我小时候在宁夏的小黄河边穷得要死,一辈子的梦想是到天安门看看。那时候想,如果有了钱了,就买一大堆苹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现在什么都有了,但是更幸福了吗?更痛苦了。因为你在不停地问自己:活着为什么?就是为了天天尔虞我诈吗?就是为了挣钱、为了上电视?这时候你就会怀疑人生。你开始痛苦了,这是真正的人生开始。人生是痛苦的,你在这时候可能真正成熟了。诗歌给了我一种成熟,把我变成真正的人。”
加缪也好,海德格尔也好,马尔库塞也好,波德莱尔也好,本雅明也好,卡夫卡也好,德莱塞也好,菲茨杰拉德也好,他们都曾挣扎在这个世界现代化的迷雾中。他们没办法刺破迷雾,但他们可以陈述、想像、传播、描绘。他们为我们提供残忍也提供柔软,为我们提供坚硬的绝望,也提供温暖的希望。
黄怒波一直在感应中国现代性的变形记。事实上他也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城市化,意味着野蛮生长,包括环境污染、暴力拆迁、道德沦丧。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其间的“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胡锦涛语)。在这样的现代化中,就如黄怒波诗中所写,“本质上你就已经终结了一种文明”。人们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社会变成了钢铁丛林,人们敬畏财富胜过敬畏上苍,追逐权力胜过追求内心的自由。
黄怒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受益者,也是一位反思者。在中国工商界,大部分人依旧没走出“野蛮生长”的状态,他们依旧追求“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诗歌使黄怒波痛苦,也使他能够在现代化中去反思,去领略“我死之后,将会洪水滔天”的悲悯。
在中国工商界,拥有强大的表述能力是一种罕见的天赋,冯仑、潘石屹、任志强、黄怒波都碰巧拥有这样的天赋。他们能够总结、陈述、反思和疑问。当他们能够巧妙运用起天赋的时候,他们就超越了“富豪”的富豪,而成为真正现代化的、有象征意义和启示效用的中国公民。这是他们唯一值得我们期许的“变形”。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