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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的笑声几个意思？
英达：好观众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文化高的好。《我爱我家》中“笑果”特别好的一场，观众来自北大，好多里面的小包袱全都能听懂，所以后来我们形成一个共识，幽默感和文化水平或者人的聪明程度成正比关系。
其次，女生多了好，女生爱笑，男生尤其岁数大的男人不爱笑。其实他心里也觉得很可笑，但只在心里笑，表面还得绷着，端着架子。后来我跟好多人探讨喜剧的本质时说，到底是男人更有幽默感，还是女人更有幽默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要说制造包袱，写喜剧，甚至演喜剧，肯定男的比女的强，优秀的女喜剧演员很少见。但是要说能懂你的喜剧而且笑出来，女人比男人强太多了。
《剧组到我家》也就是《猫不理奶糖》那集拍摄期间横跨整个暑假，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也没学生，非常要命。《北京晚报》当时帮我们找观众，包括定福庄中学、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的甚至有小学生。小学生没什么，确实一乐就“哈哈哈”，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听不懂，热情是真热情，演员出个怪样他就乐，但是该乐的地方他不懂，我们也着急。
《我爱我家》里笑声起码有上百种，我们灌装笑声的时候，一次一次试，这段不行换那段。换句话说，导演对一个包袱能产生什么样的笑声心里应该有数。尚敬从他的《向阳照相馆》到《炊事班的故事》再到《武林外传》，用的都是我这里的笑声。林丛导演的全部《家有儿女》，也是从我这里借的笑声。
政治口的玩笑怎么过审？
英达：当时审查也很难通过，与现在比也差不多，但是我们这部剧的顾问是王光英（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不是一般的争取到支持，（这）是他的公司拍的。《我爱我家》的结尾字幕上显示有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和长春恒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王光英是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的董事长（实为理事长）。我们拍摄的时候他也来现场看，关机他也来过，所以审查方面可能稍微注意一点。我相信他没有利用自己的职位说些什么，但人们看到他会开一点绿灯。
（看到老傅开的那些玩笑）王光英觉得挺逗的，他说，这有什么不行的？所以其实呢，真正大的领导人家反而很开明，有全局观念。要不说我们影视界有很多迷信，有两个因素对我的成功太有利了，一个叫“光英”，一个叫“恒达”，你想想，岂非天意？非成功不可。
客串大腕儿怎么请？
英达：我们当时说中国演员的情况是“六大”：姜文、葛优、陈道明、张丰毅、李雪健、王志文，剧组请来了四个：王志文、姜文、葛优、李雪健。
王志文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喜剧演员之一，他的喜剧才能不在任何喜剧明星之下，可就是没机会，谁也想不到他会演这个角色（《生活之友》一集中的精神病人）。他在《我爱我家》就演了一场戏，但演得多好啊！当时是因为《过把瘾》播得特别火，所以我们就说，王志文和江珊两个人必须一块儿来。王志文是事先说好的，江珊一直在等他的时间，等他有空儿再一起来，我们等了很长时间。
《目击者》结尾处姜文那一段并不是在《我爱我家》棚里拍的，而是到《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现场。我是第一次导戏，当时事情太多，手忙脚乱，我事先想这一集的结尾一定是这么一个底，这也是美国一个情景喜剧里面的情节。这人是家庭妇女，一个大妈，看见对门儿往外搬东西，过去一打听，人家说是搬家公司的，晚上警察来了，说对门东西被偷了，问她你们看见没有。妇女说看见了，不光看见了，我还从他们那儿买了一件瓷狗。最后的底是警察让她说那人长什么样，她说长得特别像Bob Hope（鲍勃·霍普，美国喜剧演员），结果这一集最后出场的就是他。
拍的时候，我们觉得最后得说一个人，那么说谁呢？当时正演《北京人在纽约》，特别火，我说那就说姜文。来演警察的是刘斌，他当时演过好多警察，是个“警察专业户”，比如姜文演的《本命年》。姜文我们俩太熟了，他是我中学同学，是刘斌的大学同学，我们这伙人老在一块儿玩儿。刘斌问万一到时候他拍不了或者不乐意怎么办，我说他敢，就说他，而且实在不行台词也可以再改，最后贾志国就说出了王启明（《北京人在纽约》中姜文扮演的角色名字）。
我给姜文打电话说我们已经说了是你，所以你必须来，他说行，但当时他在外地拍戏，后面忙于剪接我把这事儿就忘了。后来还是姜文老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到底还拍不拍呀，最后他说他的剧组在北京还剩两天，我说那行，我今晚就去拍。棚里的机器不能用于外拍，我得重新租机器。
姜文特别认真，我真的没想到。（剧中跟他站一起的人都是姜文找的），我本来想我们几个摄像在那儿一站，最后一个拍他就行了。前面那几个还有列子、二勇，都是人物，二勇是张勇手（演员、导演）的儿子，当时给姜文当制片主任。姜文把姜武和夏雨也叫过来了，夏雨当时还是个小孩儿，在北京也没地方呆，天天就跟着他，现在这“小孩儿”都结婚了。
1988年，葛优跟梁天、张国立他们先拍了《顽主》，是王朔的作品，当时我就发现葛优这个演员很优秀。第二年由于很巧的机缘，我和葛优一起拍了电影《黄河谣》，我是副导演，他演一个配角，坏蛋，土匪。我们俩住一个房间，可见当时我也很瘦，因为我跟他那么一个爱失眠的人住一起竟然不打呼噜，葛优能半夜爬起来关水房里的水管子，他都没说我打呼噜。我们就变成特别好的朋友，老在一块儿喝两口酒。我喝酒都是葛优教的，因为我原来以为喝二锅头是老头儿的事儿，年轻人喝这干嘛？葛优总说你得来点儿，来点儿。他在那个戏里的戏份也少，我们拍戏的地方又是陕北、宁夏，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小县城里周围只有一家法院，葛优实在没事儿就跑到法院里听庭审，回来跟我说我今天听了一个案子有意思，我说你听这干什么。反正我们就变成好朋友，天天晚上一块儿喝酒。他拍戏回来就拿着猪耳朵，还有葱丝豆腐干儿，他自己切好，加酱油醋拌好，等着我晚上回来一块儿喝。哎，我怎么说这事儿上去啦？反正我觉得葛优这个演员特别好，王朔说那好，咱给他做一个戏吧。
到1990年，拍《围城》我就推荐了葛优出演。导演黄蜀芹一直想用一个刚拿完金鸡奖的人来演李梅亭，但一直等都等不来，最后我跟导演说我有个朋友叫葛优，可以来演李梅亭。黄蜀芹就同意了，葛优来了一演，黄蜀芹评价说太好了。转过年来再拍的就是《编辑部的故事》。
英达：拍《霸王别姬》的时候我们就商定好他（张国荣）过来参演，中间我又给他打过电话，他说没有问题，几月几日他会在北京，我们也特意把这一集（的拍摄）挪到那几天。但是到拍摄的时候我打电话总联系不上张国荣，当时我们说要不就算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备用方案，就是他自己没有来成，找一个人演他的经纪人，情节也是成立的。备播带也已经按照这个录了。
然后当天晚上宋丹丹就去……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石家庄拍一个广告，也许是走穴，我现在记得没那么清楚，总之她说如果张国荣不来她就去，反正也不少钱呢。而且那也相当于给我们家挣钱，我一看应该等不到张国荣了，就放她走了。而且当时我还想到一个弥补方案，就是哪怕她出去一天就回来，万一张国荣再能来的话，比如说这是星期六的事，星期六晚上她走了，实在不行到星期天再拍也行。
当天晚上她就走了，我们家也没人，事先张国荣说过，到北京来他要参加“英皇金融杯”歌手比赛，他是评委，比赛地点就在保利大厦。没有别的事情，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保利，我看看张国荣是不是在那里，结果发现果然在，除了他还有郭富城等很多人。张国荣正在评委席坐着点评，我就走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问，你怎么来啦？我说，原来说好明天拍戏你明天能拍吗？他说没问题。我想到第二天宋丹丹赶不回来，就问后天行不行，他说那不行，我明天晚上就得走。机会，就这么错过了。当晚他还拉着我在评委席坐了半天，冒充评委。
张国荣当时还提出来，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就光拍一下。我一想这样也不行，因为拍这个场景老傅家的人必须都在现场，我们并不是缺观众，和平不在现场这故事根本就讲不通，所以没办法最后只有采用备选方案。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在“英皇金融杯”上，一个小女歌手夺得冠军，别的有几个歌手我看着也都特别好，后来我就决定《我爱我家》的片尾曲请这位冠军（戴娆）来唱。那是戴娆演唱的第一首电视剧主题歌，后来跟梁天等人也都认识了，后来也演过戏。
当时“英皇金融杯”大赛的名头很响，到处都在宣传。另外还有其他特别奇怪的因素，比如我突然去比赛现场我怎么能进得去呢？因为正好宋丹丹她姐姐在保利剧院当经理，所以我进出保利就很随便。现在大家都知道英皇了，当初我还没听过这名字。当时它是卖表的，我觉得特别奇怪，这是我见过唯一一个公司把我的姓氏跟“皇”放在一起……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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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