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本”不孤

《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中记述的，大多也许正是国内同好似曾熟识、但已经久违的流散珍品，以及那些鲜为人知、却又让大家有兴趣的相关曲折。

陈麦青

自1961年任职上海朵云轩，1981年移民美国，1987年加入著名的佳士得拍卖公司，直到2009年正式退休，马成名先生与书画碑帖，有着近五十年的交道，而其中又有一半是海外的经历，因此，这本《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以下简称《碑帖录》）中记述的，大多也许正是国內同好似曾熟识，但已经久违的流散珍品，以及那些鲜为人知、却又让大家有兴趣的相关曲折。当然，也有一些经过与其他资料参互印证之后，颇有意思的话题。

马先生和存世的几种《淳化阁帖》重要善本，好像都特别有缘。《碑帖录》记宋拓《淳化阁帖》绍兴国子监本时回忆：“1963年，我在上海朵云轩工作，具体是管理碑帖这部分。当年我曾经和王壮弘先生用了一年的时间，将朵云轩所有的碑帖拓片和拓本整理了一遍。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此本宋拓《淳化阁帖》第九卷。当时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有明文规定若发现重要文物，应先送国家级机构。上海是书画归上海博物馆，碑帖归上海图书馆。这册《淳化阁帖》第九卷还是我亲手送去上海图书馆的。”于是，三十多年之后的2000年年底，当任职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张子宁先生拿出馆内一套只存九册的《淳化阁帖》请马先生鉴赏时，他一见如故：“当我打开第一卷外面的蓝布摺套，见到此帖之特殊装裱时，心中即涌现上海图书馆藏本第九卷。翻开第一页，见所钤鉴藏印后，即时认定此套《淳化阁帖》九册，与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一册原本是一套，后来拆散。弗利尔美术馆藏九册中所缺的，亦正是这第九卷。”就这样，这套分离已久、如今天各一方的国宝级孤本，竟同是马先生一个人，先在二十多岁时，亲手把其中的一册，送进上海图书馆；到了花甲之年，又亲眼在异国他乡的弗利尔美术馆，认出了余下的九册，真可谓绝对的神奇之缘。而为了以“重逢合影”弥补其各分东西的遗憾，促成中美双方收藏机构合作印制出版一套高质量的十卷“合璧”全本，马先生又经历了虽是“份外”却更加不易的往返协调……好在几经周折之后，听说终于已经有了初步的着落。

2003年，上海博物馆以四百五十万美元的代价，从美国藏家安思远手中，购得了残存于世的四册《淳化阁帖》最善本。而安思远当年两次从佳士得拍到出自不同来源的第四卷一册和第六、第七、第八卷三册，皆由马先生先后征集发现。作为经手其事的亲历者，马先生不仅在《碑帖录》中记下了第四卷曾在沪上展出，当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碑帖专家汪庆正先生看后那种珍惜不舍、说“这是一件好东西”的青睐之情；又记下了征得第四卷之后，紧接着发现不见已久的第六、七、八卷三册时的庆幸和心愿：“千年前散失之帖，现经余手，再又重现。余何德何能，老天如此厚待，前辈梦寐以求、一生未能一见之善本，却让余三生有幸，在一年间都遇上了。欣喜欲狂。随后余即印制《国之重宝，北宋拓淳化阁帖祖本》小册，经佳士得拍卖公司国內办事处，广发国内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希望能引起国内有关部门注意，能回归国内收藏。”当然，也记下了当时估价八万至十万美元的第四卷，结果被安思远以八万九千六百美元拍走；而估价二十五万至三十万美元的第六、七、八三卷，又仅以二十二万二千五百美元，仍被安思远收入囊中。更记下了上海博物馆最终将四册一并购归之后，马先生心头的那种释怀：“彼一时，此一时，虽说四册《淳化阁帖》当时仅三十万美元，现花了四百五十万美元，但最终还是实现了回归祖国的夙愿，不胜欣慰。”让人读来，兴味之中，时见真情。

这四册最善本中的第四卷，原系南宋贾似道旧物，自清代吴荣光、许乃普收藏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一直深扃不露。直到1992年，马先生才在美国波士顿近郊的群玉斋主人李启严后人处获见。李氏为香港著名的碑帖书画收藏家，1984年去世后，所藏陆续散出，今记于《碑帖录》者即有十多种，几近全书所录四分之一，且多名品，包括这第四卷，以及那件群玉堂本怀素草书《千字文》宋拓孤本。该《千字文》册尾，有沈尹默为书唐李白专咏怀素草书的《草书歌行》，而吴湖帆也曾于庚子（1960年）冬为作《群玉斋校碑图》卷，皆颇精好。另外的第六、七、八三卷，则是历经南宋贾似道，元赵孟頫，清初以来孙承泽、安仪周、李宗瀚，以及民国间周湘云、蒋谷孙、吴普心诸家递藏的所谓“司空公本”，向有盛名。上世纪四十年代，又经上海有正书局珂罗版影印。后流出境外，一直下落不明。张彦生先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2月）中虽有“后归上海胡惠春，今胡在香港”之记，然未言所据。今检“司空公本”三册中，似无胡氏之迹，却有思学斋吴普心诸印，吴亦当年由沪赴港者。而吴氏之前，则在精鉴碑版的吴兴密楼后人蒋谷孙（祖怡）处。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1月）中曾记：“岁己巳（1929年）春日，谷孙又以四千元收进宋拓孤本薛少保《信行禅师碑》……是岁夏日，谷孙以欲买他物，缺了二千元，遂以是碑押于其表弟南浔首富张叔驯处……叔驯知此碑当时可值四五千元以上，知谷孙半年内不能赎取也，遂说明利息可免，但三月不赎，即没收之。蒋无奈，允之。至二个月后，谷孙诒之云有人愿以四千购之，需先看件，一日即还不误。叔驯付之，至次日果还了。及三个月，叔驯催赎，蒋不理，叔驯即以五千元售了。受主一检点，缺了二页，不买了。叔驯大怒，遂以谷孙当时押据控于法院了。是时蒋知余不屑为之代出席者，乃嘱另一至友秦康父（广东提督秦炳直之子）代为出庭认错，具结领回，嘱蒋补齐后再呈堂上云云。法官因有具结在院，遂付之归。次日果以全碑呈上，法官检视已齐，乃付叔驯之手。哪知已被谷孙换了一本翻版赝鼎矣。叔驯不接受，退呈法官，云：不是真的了。这法官可怜什么真假全不懂，大怒，云：明明薛少保《信行禅师碑》，缺的已补，什么真假，去去去。叔驯竟啼笑皆非，以二千买一二元的物品了，遂与蒋绝了交矣。”今《淳化阁帖》“司空公本”第六卷前，有褚德仪为蒋氏所题“北宋祖刻淳化阁帖右军书三卷，海内第一本，北平孙氏砚山斋旧藏，官帖簃秘笈”扉页，署年“己巳十又一月”；而吴湖帆所作《官帖簃图》，题款中亦有“己巳冬日（蒋谷孙）属图册耑”之语，则陈巨来所述己巳（1929年）夏日蒋氏典去《信行禅师碑》“欲买他物”者，莫非即此三册“海内《阁帖》之冠”？若真如此，似亦在情理之中。

关于蒋谷孙与张叔驯为《信行禅师碑》之纠纷，曹大铁在其《梓人韵语》（南京出版社1993年7月）中的《富乡歌》长诗诗注及《风入松·茶寮即事》词注两处，亦皆述及，且与陈巨来之说不同，略谓：“叔驯所藏北宋拓薛稷《信行禅师碑》，为人间孤本。某岁，旧邻蒋孟蘋之子谷孙借阅，时名妓陈美美移艳帜于上海，谷孙眷之极。会其所营丝业受世界经济恐慌影响，商战大北，其家密韵楼藏书，尽归国库，然犹不肯轻弃美美。以壹万元现金将《信行禅师碑》盗卖于日本人长尾甲，为美美偿债赁屋。事发，叔驯诉蒋于官。丁丑战事起，叔驯留美土纽约十载，此未决案一也。”然究竟孰是，恐怕至今仍属“悬案”。其实，当年他们这些玩家之间藏品的流通往还，好像也很常见，吴湖帆《丑簃日记》（收入梁颖理《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二十六日中即记：“下午蒋谷孙来，贻余明刻《花草粹编》十二卷全部及金孝章手校《金国南迁录》，又黄氏士礼居影抄《屏玉》、《碧云》二集。余奉以明拓《郑固》、《礼器》、《景君》三碑，又孙渊如、严铁桥校《嵩山三阙题名》一册，即谷孙前年送余四十岁礼物也。”有时，其间还有种种牵扯繁杂的“帐目”乃至“算计”：“曹友卿携谷孙易物来，带去倪云林《江渚风林图》，毛影宋抄《梅屋诗余》、《石屏长短句》、《槃斋乐章》三书，《花草粹编》一部、金孝章校明抄《金国南迁录》一本、宋刻《后村词》一卷（倪画原非易中之物，毛抄《梅》、《石》二种余旧藏）；带来余旧藏《汉侯获碑》二轴，元拓《史晨前后碑》二本，明拓《景君》、《韩勅》、《郑固》三碑及张伯雨书轴。以上三物去年易去，余为托谷孙经售梁楷画，故易之。后梁画未成交，余欲易还，而谷孙不肯。索之再三，终不理会。近观云林《江渚风林图》被余扣住将一月，乃得将原物易归，盖五汉碑皆外祖沈公物也。”（1938年6月26日）而类似这样的“交易得失”，大概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真正心知肚明。

不过，马先生上世纪末在美国翁万戈先生“莱溪居”见到的那本翁同龢旧藏宋拓《信行禅师碑》，倒是确确实实地改变了一向为世矜夸的那本道州何氏原藏，亦即前述蒋谷孙、张叔驯纷争之物是“宋拓孤本”的旧说。经与现藏日本大谷大学的道州何氏本细勘，马先生最终的结论是：“两本都是宋拓本，从纸墨看何绍基藏本拓墨时间应略早于翁同龢藏本。何本拓墨精湛，装裱剪接整齐；翁本拓墨略重，装裱剪接零乱。”并在2001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的“中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上，撰文首次披露，简要介绍了这一发现。此次《碑帖录》中，更详记册中各家题跋，从而进一步梳理出其为翁同龢“咸丰癸丑（1853）得自京师厂肆、乃武东刘氏旧物”，以及当时李文田、张之洞、沈均初、费念慈诸人如何寓目鉴赏，又不慎失去首二页等始末原委和有关细节。马先生还忆及其之所以留心寻访，实缘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沪上与前辈翁闿运先生闲话碑帖时，翁先生曾经提到过一句：“听说《信行禅师碑》除何绍基本外还有一本，不知真实否，下落亦不明。”其实，卒于1951年初的著名金石碑版专家柯燕舲（昌泗）先生，就曾在其遗著《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4月）中记：“《信行》碑久佚，向惟道州何氏有旧拓本。前有自关中来者言，长安某氏尚有一本，则艺林所未知云。”而王壮弘先生《崇善楼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汇编本）中“《修梵石室志》（费念慈藏本）”条下亦谓：“吴氏藏者乃王鲁泉所藏宋拓二段，内有项子京藏印，割首七十五字赠荷屋。余见原拓照片，有各家跋。内翁同龢一跋云：得《信行禅师碑》于诸城刘氏，与何氏所藏，为海内二本。首页缺，岂也似此之割赠人乎？”马先生《碑帖录》中，则另记其上世纪六十年代听王壮弘先生提及沪上收藏名家华绎之有唐颜真卿《争座位帖》宋拓善本，因记于心，竟于1995年在海外通过追询华家后代，征得此帖南宋拓本。

马先生鉴碑，多有自己独到的经验心得，《碑帖录》中时见述及。如其在仔细研究存世《曹全碑》善拓诸本的基础上，特别指出：“以顾氏 因 字不损本与多本未断本相较（包括沈雪庐藏本），第二行 世宗廓土 之 土 字，仅顾本字画光涓无少损，其余各本均有损泐。”顾本今在上海博物馆，而王壮弘、张彦生诸先生的经眼著录及比较研究中，似均未及此。又如明拓汉《泰山都尉孔宙碑》：“此册后题跋称此拓为元末明初之物，并是原装。我以为拓本元末明初似有过誉，但装工尚是原装，应是不谬。曾屡见明朝原装册页，其册页面底多用纸皮，不用木板。通常所见楠木、紫檀、樱木面底，多是有清之后之物。”则是从装裱及其用材的时代特征上，细察区分，以助鉴定。马先生于此等看似细微之处，多有注重，“北宋拓唐李邕《麓山寺碑》”条下，记有“毕氏璪卿校装金石”一印，案毕氏应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