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出新作再议“中国模式”

学者座谈：“民主这个旗不能丢”

早报记者 石剑峰

2011年，当“中国模式”还在被争论的时候，张维为那本为“中国模式”辩护的《中国震撼》成了当年畅销书，在书中，张维为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之后几年，中国经济持续走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张维为相继出版了《中国触动》和《中国超越》，这三本书构成了他的“中国三部曲”，其中《中国超越》刚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2011年以来，伴随着“中国三部曲”的出版，对张维为的争议始终存在。8月6日，张维为以及学者童世骏、寒竹、罗岗、吴新文、季桂保、史正富等围绕中国模式、中国话语自信、文明型国家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张维为的观点，有赞同也有质疑和商榷。

“中国模式”的坚定支持者

《中国超越》和《中国触动》、《中国震撼》的思考逻辑是一致的，继续阐述了张维为所理解的中国模式与中国崛起之路。在这本书中，张维为认为中国一切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逻辑、计划和目标。中国模式最大程度地确保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资本达到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这也是多数中国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

作为“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张维为在座谈会上认为，“不是 中国模式 好到天上去了，它有自己的问题，但在全方位的国际比较中明显胜出。”对于中国的制度，他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的平衡。

张维为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时候，实质也是在讨论中国的特殊性。对中国特殊性的争议，并非只是这几年的事情。参加座谈会的华师大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就提到了1938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一次对话，在那次著名的对话中，梁漱溟认为毛泽东太忽视中国的特殊性，而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太忽视中国的普遍性。但就在当年的10月，毛泽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忧患意识”

张维为在这本书中，对中国的未来是十分乐观的。但童世骏教授认为，作为执政党在强调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要对我们的问题和挑战有足够的反省，这个背景是很突出的。”童世骏说，“我们的传统，中国人最重要的意识是忧患意识。如果倒过来，执政党乐观得一塌糊涂，老百姓忧患得一塌糊涂，那就出毛病了。幸运的是，我们执政党忧患意识很强。”

在张维为的著作中，他通过比较中、美、欧的政治制度运行模式、效率等，来强调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但童世骏教授认为，“民主这个旗不能丢。我们可以对民主做不同的解释，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因为民主有局限性，我们就搞另外一套。民主价值在任何时候都要高举。”在童世骏看来，民主后面的价值是自由、平等、团结，这是它的价值基础。“西方的自由只讲消极自由，平等只讲形式平等，团结只讲抽象团结，少讲具体团结，我们可以多做这样的文章。”他同样认为，党内民主和协商民主，也可以在此背景下做论证。

张维为在“中国三部曲”中的一个立论核心是“文明型国家”的概念。童世骏教授认为，“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其实可以好好研究，首先是它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当梁漱溟在说中国是文明国家的时候，他是用天下观念来说的，而天下观念和国家主权观念是冲突的。“在当今世界上，恰恰是中国最强调国家主权。”来自华师大的罗岗教授也认为，在谈论“文明型国家”的时候，既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又不能放弃民族国家的内涵，“否则的话，就回到了天下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