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驾驭资本力量，做大做强社会主义

我国规模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78%，下降到目前的27%左右。是否真的像某些机构和学者鼓吹的那样，这个比重仍然太高，需要通过民营化、私有化，促进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到所谓的世界通行的10%左右？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对国有经济改革的论述是前所未有的浓墨重彩，其中点睛之笔是推动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显然不是要削弱社会主义因素，而要通过驾驭资本的力量做大做强社会主义因素。

　　从资产向资本的战略转移就如同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运动战好于阵地战，不是着眼于一城一地的攻防得失，而是有进有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战略方向稳定的同时，战术机动灵活，在流动的战斗中不断壮大军事实力，从而把中华大地上的国有经济大文章写得更加生龙活虎，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一、撒切尔夫人预言的破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计划经济全球范围的解体，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开启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国有经济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转引自任仲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中国命运》，人民日报，2012年7月12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推进的是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行以承包制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方式，提高了国有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90年代以来，主要推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以来，进一步推进“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党的十六大作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并强调要加强国有资产监管。

　　国有企业经历了痛苦的改革和转型过程，实现了先衰弱而后重新崛起的过程，使得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度增加，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1997年的12.5万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104.1万亿元。国有企业成为中国世界性企业的主力军，到2013年，已有92家中国大陆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国有企业共有83家，比2000年增加了74家。

　　中国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公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不能融合的神话，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不但没有摧毁公有经济，反而做大做强了公有经济，从而打破了撒切尔夫人的预言。

　　二、国有经济要成为维护全民利益、国家安全的基石

　　如何做好国有资本这篇大文章？核心是按照资本运营的规则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驾驭并利用好资本。要形成国有经济的合理布局，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扩大国有资本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从而使得国有经济真正成为维护全民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

　　一是国有经济有退有进，形成新的国有资本战略布局。目前，国有企业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企业竞争力有待提高，国有资产布局不合理。2001-2010年，全国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为5.4%。2010年国资委统计的12.4万户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约占35%。2010年仍有70%的国有企业分布在一般生产加工、商贸服务和其他加工行业。通过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就使得国有资产具有流动性，从一般性和亏损的行业退出，而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进入关系国家利益的薄弱环节。主要从两个方面加大国有资本的布局：一是增强国有经济在保障国家安全的主力军作用，包括传统的国防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经济安全）。二是增强国有经济在公共服务的主力军作用，服务于节能减排、生态建设、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目标的实现。到2020年基本形成国有资本分布要形成国家战略性行业与一般性行业合理分布的格局，总体上要从目前的三七开变为七三开。

　　二是设立非盈利性基金会，加大国有资本对于非经济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目前的国有经济对于国家的战略支撑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实现从资产向资本的战略转移之后，就有可能扩展到非经济领域。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提升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突出挑战。形形色色的舆论背后，都有特定倾向的资本力量在操纵。可以投放国有资本设立具有国家战略支撑属性的非盈利性基金会，通过资助国内与国外的学术研究、非政府组织活动、新闻媒体报道等活动，促进与我国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设和国家软实力建设。

　　三是扩大国有资本对于信息产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随着新媒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信息产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关系国家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建设的命脉产业，国有经济需要通过资本化运作提高信息产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对于互联网的门户网站、移动互联的社交媒体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四是促进国有资本和非公经济的融合，放大国有经济的引领功能。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以及发展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联营、协助和一体化运营，放大国有资本的引领功能。通过国有资本的投资撬动全社会会的投资，放大国有经济在新兴战略行业、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战略引领功能。特别是国有经济已经是中国全球经济竞争力的骨干力量，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协助，将促进中国企业的进一步集体崛起。

　　五是夯实国有经济的国家治理能力的支撑功能。在中国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强大的危机应对能力背后，是有一支可以指挥调动的经济部队，这就是国有企业。新一轮的国有经济改革不能冲淡而应当进一步夯实国家对于国有经济的控制能力。这就要求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企业要实行国有独资，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要实行国有绝对控股，支柱性产业采用国有相对控股；对于关系重要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引入非公有资本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国有股份不控股，但是作为企业的创立者必须持有黄金股权（黄金股权是指股权拥有者不但享有普通股份的权益，同时对于任何改变公司宪章的行为具有否决权），它对于公司改变根本性质的决策具有否决权。

　　三、国有经济要成为中国稳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基石

　　习近平同志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国有经济还是中国稳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经济基础。在一个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贫富差距不断趋于拉大就如同物体在地心引力作用下不断趋于下坠一样。政府二次分配之手是无法遏制这一趋势的，根本之道，就是在生产资料占有上做大公有经济的比重，使得全体人民成为最大“资本家”。

　　首先，国有企业利润要实现全民共享。2013年我国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达到2.6万亿元，大体是财政收入的1/5，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但是目前全民由此获得的利益有限。2007年财政部和国资委就发文规定：国有企业上缴比例资源类应达到10%，一般竞争性达到5%。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央企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总收入为1130.22亿元，央企上缴红利占其利润总额比例为8.7%；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978.19亿元，其中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65亿元，占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5.8%，仅占央企利润总额0.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预计如果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到2020年国有企业利润在3.5万亿元以上，上缴的利润将达到1万亿元。到那时，我国的人口数为14.1亿人左右，摊到每人每年间接分享的红利为750元，但是由于是由政府统筹分配应用于民生，低收入群体实际收益要大的多。下一步可以参考崔之元提出的将上缴利润建立永久信托基金，并将基金收益进行全民分红，从而使得全民收益更加摸得着、看得见（崔之元：《市场经济中的公有资产与全民分红》，《商务周刊》，2006年9月5日）

　　其次，国有经济成为中国人民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来源。2013年，我国以五项社会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为3.5万亿元， 到2015年估计会达到5万亿元，社会保险资金重安全，只能用于存银行、买国债。同时，我国于2000年成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进入资本市场投资，目前资金总规模达到1.1万亿，累计收益3493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8.3%。《决定》提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根据戴相龙的估算，到2011年底，国有经济金融资产达到17万亿元， 如果划转比例能够达到30%，就会达到5万亿元，这就会使得国有经济为中国弥补养老金缺口，为解决我国未来14亿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养老问题做出最大的贡献。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说，还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三，鼓励员工持股，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缩小劳资差距的重要途径。《决定》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让员工成为所有者，实际上是在新时代强化工人企业主人翁地位和打破劳资对立关系，“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一条重要渠道，它也将成为推进企业经济民主的重要经济基础。

　　总之，国有资产向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转移，为我国国有经济做大做强，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新的战略支点。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勇于谱写国有经济改革的新篇章，开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境界。国有经济将成为我国维护国家利益和稳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石。未来的中国不但将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同时也是共同富裕的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确实是“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中国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

　　（本文章摘自2014年《红旗文稿》第15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