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18年了，我仍未逃开

张蕾

这些年来，“刘建宏”是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一个符号。在民意的口水里，这个符号仿佛需要分担中国足球和央视的双重破败。巴西世界杯结束后，他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谈起了他在央视的这些年。

B00007758号员工在央视新址一号塔楼7层25号常规编辑工作站的混合制作岛审片子，看到某守门员呆立着目送来球应声入网，兀自大叫：“假球！著名的假球！”

在他这个位置望出去，对面就是直播区，与混合岛之间靠一条红线在地面上隔开。他的手边放着一摞报销单，发票贴得整齐，像军营里叠的被子——边缘对齐，间距相等，发票与刷卡单齐备，表格明细分列。他在每一页属于制片人签字的空格处写上自己的名字：刘建宏。

“我们这种解说是绝唱”

不管走到哪里，哪怕是从办公室到走廊的休息椅，刘建宏都会带着他那个很重的背包——“移动办公室”，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以及体育人物新近出版的书籍。

世界杯期间，他一直在思考“移动互联时代的解说”。他不想自说自话，尝试建立了一个“松散的团队”，为他的解说提供智力支持。腾讯和新浪微博各有一人，每15分钟发3条经过筛选的微博给他，供他在解说评论时引用。在微信上，主持人足球队群里，大家也很踊跃。鲁健说，雨果的那句话适合送别。刘建宏说，别动，我要拿来用。

小组赛送别西班牙时，主播王梁说，真应该给他们写首诗。刘建宏回：哪首？群里有人说到叶芝的《当你老了》。这首诗不在刘建宏的知识储备里，他依然求助社交网络，照着念出：“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这是他一直以来想要的团队支持的感觉，主持人、评论员不再是单打独斗，凭一己之力搏击生存。“我把我的社交属性在这个解说里边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的新型的解说员，互联网时代的解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解说，也只不过是电视时代最后的绝唱了。”

他甚至设想，互联网时代的解说，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音频轨道，刘建宏的、段暄的；方言的、草根的；主队的、客队的，等等。“咱们去转播一场北京国安对上海申花的联赛，站在中间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以后再看，我给你提供两个解说，你支持国安，你就选A，你支持申花你就选B，OK了。然后骂评论员时就会说，你支持得还不够狠。”

只剩下“逃”这一种办法

8月2日是一个星期六，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法国主教练阿兰·佩兰上午做客演播室，中午和刘建宏一起在“大裤衩”食堂吃了份儿饭。佩兰的访谈在当天晚上的《足球之夜》节目播出。在审片子时，刘建宏专门请我们的摄影师给他与播有《足球之夜》片头的屏幕合影。

《足球之夜》1996年开播，每周四晚上8点播出。今年2月开始，节目变成不定期播出，播出时间也改到周六晚上。“领导决定要调整，就调整了。”制片人刘建宏说，“我做了18年《足球之夜》，从开始坚持到最后，你觉得我对这个节目会有什么样的感情？”他因为这个节目来到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1996年农历正月十五，在央视老台食堂里一起吃饭筹划这个节目的张斌、韩乔生、黄健翔，都已因为各自的原因离开，有的甚至离开了这个单位。

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电视台，副部级事业单位。刘建宏说自己是“完完全全的事业编”。中国职业足球联赛1994年启动，风靡全国。加上央视的强势地位，刘建宏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被全国观众熟知。但他那时还没有正式的身份。周六日来上班，临时工作人员要登记，登记表格会盘问你属于哪个部门、几点来的。有一次在门房碰到鞠萍姐姐，姐姐拉着京剧腔：“哟，建宏！咱还需要这？”

他在进台工作6年多以后才获得那串编号。摆脱“临时工”的契机说起来有点荒诞。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韩国队杀入四强，裁判在韩国队几场比赛中的表现饱受争议。刘建宏在《三味聊斋》节目里说，“这不是亚洲足球的光荣。”对此，韩国使馆提出抗议，台领导要求体育中心严格管束，体育中心领导称：这是一临时工，不好管。由此为契机，才解决“身份”的问题。一开始在门房填表格的时候，刘建宏也希望被收编，洗刷身份的耻辱感。但2000年之后，他发现这事对他不重要了，“因为我坚信真正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个事业当中的影响力。”

他拒绝评职称，停在“中级”，“我在央视没有职位，除了 制片人 。我认为 制片人 是一个工种，不是一个职位。他（白岩松）比我还狠，连制片人都推掉了，但是他的位置已经很强势了。我要是失掉了制片人这个位置，就会很被动。至少我现在说把佩兰请来，周一定下来，我就敢周六的时候播出，这事我能做成。因为这个位置对我还是很重要的，我才不能失掉它，它应该算是我职业角色的一部分。”

他想保持独立性，做鲜活的个体，以此来对抗被庞大的机构裹挟。“有的时候还有点心里发凉，感觉准备逃走。什么想法都有。水均益前两天在《南方周末》接受采访，流露的全都是这种东西，我相信大家在这儿干的时间长了以后，只要你自己的心还是跳的，都是一样的感觉。”

199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赶上那年大学生的工作出奇难找，刘建宏托了关系才进入石家庄市电视台。他想象着，在市台干得优秀后，被省台发现，再进入国台视野，一步步实现理想。他创办了石家庄第一档类似于《焦点访谈》的专题节目，叫《新闻纵横》。“其实我用这种方式，可能也在对抗某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就不愿意被体制化，不愿意被他们彻底改变。”

于是，他只剩下一种办法：“跑。”

再后来，跟央视的同事们聊天，他说，当年从石家庄“逃”出来，“以为我跑掉了，后来我发现我一步一步又被重新纳入其中了。这就是这18年的感受。”

“最火时就是个临时工”

2012年8月，伦敦奥运会结束后，刘建宏第一次进入央视新大楼。第一感觉就是“晕”。他的工作区域在“大裤衩”的一条腿，两年来，他就没去过另一条腿。“它太大了，真在这儿工作100年的人，也不见得把每个地都去一趟，除非这个人特好奇。”

刘建宏还记得他第一次进央视老台时的感觉。除了作为地方台的人来央视办事，他第一次进央视就是在1996年农历正月十五，老台22楼体育部办公室。因为“是来找工作的”，所以整个人很拘谨，“不会放松地去观察一切”，多少有些崇敬和仰视，不经意抬头，就会瞅着昨儿才在电视上看见的人物。

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里，今日的刘建宏比18年前从容太多。但即使在央视繁盛的阶段踏进这里，他仍说，“我从来没有那种传统媒体的所谓的优势心态。你忘了，我是从什么地方爬上来的。最如火如荼的时候，不过也就是一个临时工而已。”

他看高晓松的脱口秀节目《晓说》时，想：“我俩得有多大的差别。人家小时候一推门进的是林徽因家，我小时候一推门进的隔壁目不识丁的老大娘家。上到大学的时候，我在人大，他在清华，好像差距被拉小了，但人嘛，你永远有什么东西是跳脱不了的，就是你的背景。”

对自己的“农民背景”，他很坦然。他曾经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个农民。我父母是第一代城市居民，我混到现在社会阶层上也算是高级的了，但我开车4个小时就能回到我的村子，那里还有我的亲戚和朋友，这样的跨度让我明白什么事都要一点点来。”

有关那个小村子，甚至可以部分解释他对中国足球的感情。1989年，中国队在世界杯外围赛客场对阵伊朗，只要不多输球，即可小组出线。当时没有电视转播，“只能依靠比赛结束第二天中午12点一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二套的体育新闻”。那正好是一个假期，念大三的刘建宏回老家，到县城时距离节目播出只剩一小时，距离有收音机的家还有20里山路。刘建宏不想错过广播，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爬坡飞奔，到家听到收音机说2:3，中国队只输一个球，出线了。时至今日，他仍然可以骄傲而流利地背出很多年前他作为小球迷看到的中国队。

这是他解释自己除了工作职责之外，对中国队如此“长情”的理由。即使中国队屡屡折戟，刘建宏仍然是荧屏上依然要提起“中国足球如何振兴”这个话题的解说员。

在本届世界杯半决赛荷兰对阿根廷的比赛里他说，“现在大家一边看球一边吐槽中国队，你骂中国队一千遍一万遍也没有用，中国也进不了世界杯。踢球的人实在太少了。”

有网友吐槽他“像人口普查员”，还有人对他进行一场比赛的技术统计：“18个成语，6句名人名言，7次中国足球，5次青少年，4次德国足球，2次法国足球。”

这是他预先设想要引起的话题。被吐槽这么多年，他说自己知道“扔块石头下去，会溅起来什么”：“我想逆流而上，提醒大家一下”，“世界杯和中国足球，是有逻辑关系的。”“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我就在中国足球边上站着，你往中国足球身上扔大粪，溅到我身上太正常了。这个事你一定要想明白，你不能只享受中国足球的好，你不跟着中国足球一块受罪，是不公平的。”

如果将来体育比赛解说真的如他所想的进行了细分，如果观众不选择“刘建宏”的频道，他要怎么办？ “为了不让别人这样做，你就要去建立起新模式，我不相信这样一个不断在探索、不断在改变、不断在琢磨的人——我——成为了被淘汰的人。”

他讲起电影《梅兰芳》里的一个细节。老一辈人讲戏，老生唱的时候，青衣要老老实实坐在一旁。可老生唱的内容，与青衣的内心世界是关联的，梅兰芳觉得青衣只是死板坐着，其实不对。

“梅兰芳就要突破这一点，所以加了一个动作，老生唱的时候，梅兰芳演的青衣动了一下。底下的球迷——啊，戏迷就看出来了。（有的人说） 他不对 ，但是又有人觉得好，就接受了。”

2010年世界杯，刘建宏在解说时喊“进了进了进了”，被网友视作其代表语录。他承认当时的连呼“略微的僵硬了一点”，但他注意到此后国内地方台评论员受到启发，在解说风格上敢于改变了。“我（就像那个青衣）动了一下，其实告诉大家：没有人规定你不能动。”

（转载于《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