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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子儿
在当代华人纪录片导演中，周浩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南方周末》及新华社摄影记者出身的他，每一部作品中都带有鲜明的记者思维的烙印。在《高三》、《厚街》、《差馆》等纪录片中，周浩表现出对现实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采访与突破能力、抓典型能力，上佳的情感控制力，并且他的拍摄具备深度新闻的周密性，可以说是呈报道式的。
新作《棉花》同样秉承了这种新闻记者特有的思维风格。他的镜头跟随了一株棉花的命运，从种植到纺纱到批发至USA的过程，以此展现了“中国制造”下的各个经济环节上的个体命运。
9年前，周浩在一列火车上结识了一位种植棉花的新疆人，由此生发了拍摄一部关于棉纺产业链纪录片的想法，最初的雄心，甚至大到要进行跨国拍摄，去印度、泰国等地走完整个链条，苦于种种原因而未成行。在蹉跎中，周浩最后选择与法国剪辑师合作，结束掉拍摄《棉花》的工作，将其成片。
《棉花》大致以棉花种植、棉纺厂、牛仔裤生产公司三条主线的交叉剪辑而成。其中棉花种植部分以时间为线，依次经历了种植、摘顶、抬纱、运输等环节进入纺织厂，农民的辛劳与对生产技术进步的憧憬，令人感慨。棉纺厂的部分则以河南纺织女工为拍摄主体，她们在没有空调的厂房忍受高温工作，有些女工怀孕七八个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轻姑娘则不甘心当技工的命运，每每挣扎在辞职的边缘。第三个部分则拍摄了在珠三角发生的牛仔裤加工及出售的过程。
片子一反周浩过往拍摄的常态，不再具有强戏剧性，而是平淡舒缓，出现大量的抒情镜头。比如在拍摄棉花种植部分，周浩捕捉了田埂上的光，以及遥望农人接连步入田间构成的线条，令我想起阿巴斯的构图与意境。在讲述工人的部分，还运用了许多对人群的俯拍，充满同情。在女工乘坐列车的桥段，则使用了低角度的平视特写来体现物理上的拥挤，且可引申理解为从事密集劳动力产业对人的心理产生的逼仄感。
《棉花》中的人物，并不算个性鲜明，而是像加了一层滤镜一般，变得模糊，甚至有些符号化。这种符号化，我想并非周浩导演的疏忽，而是一来是早期宏大的拍摄野心导致的必然——拍摄对象与所需素材过多，个体的“戏份”自然减弱；二来，这更是当今的“个体”的客观现实。
在与一名牛仔裤加工工人对话时，那位中年男子淡淡地说着“贫富差距太大”，这一镜头被指责“肤浅、不深入”。然而，我的理解是，这句话并不是指向工人的肤浅，也不能指向导演的肤浅，这句话在当今社会现实中，成了和“吃了吗”一样的打招呼的方式。这和人们在饭局中骂腐败，或一遇事就说“体制问题”一样，是压抑至麻木后的一声虚无的叹息，一种对于无法改变的处境的绝望表达。
在观片的前半程中，我一直怀揣着“周浩是左是右”的问题。但当看完全片，我明白了这个问题不再重要。
敏感多思的艺术家，往往对劳苦大众充满深挚的同情，却又在对经济的认知上比较天真。卓别林便早已创作了《城市之光》、《摩登时代》这样的影片来探讨资本工业与个人幸福间的关系，对时代的不满毋须多言。杜琪峰导演的《夺命金》则描绘了小人物在逐金时代的迷茫，却同样在刻画人的贪婪之外，没有超越“跟钱有仇”的层次。另一位同样对劳动者充满爱的“环保电影大师”宫崎骏，早年醉心社会主义，一直到1994年连载完《风之谷》，思想才产生转变。
关心穷人，不能等同于攻击富人或占有资源的人。周浩在关切的镜头之外，并没有流露出批判的锋芒，这被一些观众诟病为“妥协”。但假若要在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作批判，“剑”又该指向何方呢？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这一切一切，都造成了中国乡村的凋敝、工人生活的枯燥，情绪化的表述显然无法解决问题。
另有一些学者尝试给出了药方。原《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辉格认为，若要改善农村生活，应当仿效美国，建造人们“按各自生活态度和居住偏好自由组合”的新型村镇，这种组合“既可由开发商的细分定制来实现，也可由居民直接组织”。在《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一文中，他写道：“此等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居民不能自由迁居，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土地用途和交易受到限制，居民无权自我组织，社区自我管理契约得不到法律承认，社区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的桎梏，自我管理与既有村镇政府体系相冲突，水电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被垄断和管制，居民在交了社区物业费并实现公共产品的自我供给之后，却仍要和其他依赖政府服务的社区一样纳税，那么新型村镇就难以建立。”
文中举出了以艺术家和爱好者为“目标客户”的特拉华州阿登村，和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县的自治社区雷顿斯为正面例子，以示改良村庄的可行性。
事实上，20世纪初美国人掀起的“回归乡村”运动，在江浙沪一带，已隐隐有了苗头。去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扶持和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上海郊区松江的泖港、新浜、叶榭三镇于近年推行了家庭农场试验，以期可辅助缓解城乡失衡问题。
但是，上述这些评论家的构想与步履维艰的改革举措，是否最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乡镇的生活质感，是否能使工农获得抵御全球化的内心力量？这些仍是难以知晓的，更遑论让一部纪录片来承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任务。
在《棉花》中，周浩没有流露出自己的立场，只是默然地注视着这些勤恳的、在讨生活中失去个性的农户与工人。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聂欣如所言：片子有很多没有说，这些就是留给观众自己去想的。
周浩历来抵抗任何标签与过度解读，他曾在拍完《高三》之后说：“我不是一个改良者，只是一个记录者。”我想，作为记者，周浩的内敛应当并非囿于新闻教学书籍中诸如“记者应客观记录而不表述观点”的设定，或对“直接电影”理论流派的信奉，更非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在追溯了整个链条之后、反复体察全球化与土地生存模式间的缝隙之后，走向了无奈的平静。周浩说，“可能是我年纪大了，不再激烈。除了用镜头来凝视这片大地，已没有话可讲。”
全片最感动我的，是女工集体乘坐火车时的一幕。一位纺织女工在众人嬉笑的簇拥中，对着摄像机自信地唱起了豫剧《谁说女子不如男》。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清闲
男子打仗到边关
女子纺织在家园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
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乡亲们才有这吃喝穿
你要不相信那就往那身上看
咱们的鞋和袜还有衣和衫
千针万线都是她们连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建
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贤
这女子们哪一个不如儿男
唉咳唉咳唉
这一刻的河南话，好听得犹如黄鹂。这一刻的个体，终于在群体的背景下，得到了锐化，却又并不与集体分离。清亮的嗓，唱得我身上一阵阵的麻，让我终于回想起生活原本的甘美——无论被稀释成什么样，都是绝无仅有的甘美，就像棉花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过程本身一样。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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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