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交融

书摘

文/徐国琦

在法华工是中国人的代表。而且，这些普通百姓目睹了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亲身参与到这一历史性的战争当中。正如基督教青年会报告所言：“将东方人带进西方文明是这一世界性争战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华工们发现欧洲并不是天堂，而是一片废墟。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份机密报告指出：“当然”，在这些中国“非官方代表眼中”，“白人的虚荣和本应有的基督文明的光环都被剥去，他们站在昏暗的灯光下，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

华工们根据自身体验得出的关于西方的认知，影响了中国人逐步确立现代国家认同的方向。而一些西方人也相当关注西方留给中国人的印象。凯瑟琳·温特在1919年写道，华工“带给中国什么样的知识、道德和精神财富取决于我们西方人把什么交给他们带回去。”她预言，当他们“经历了战争中的社会大学，他们将成为中国大众的代言人，推动中国这一最年轻的共和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西方经验丰富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雷·麦克奈尔认为，华工一旦返回中国，“他们带回的欧洲报道，不管准确与否，大都不会提升欧洲和欧洲文明的声誉。这是熟悉产生轻蔑的老事例。由于西方内部四分五裂，并不统一，因此使得这种轻蔑之感更为加深。”

这种担心显然是有道理的。这场人力物力损耗费巨大的战争给人类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痛。一名华工告诉哈佛大学毕业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彼得，“当我返回中国后，我害怕我一看到外国人就会想起在法国闻到的尸体腐烂的气味。在这里的日子就像噩梦。每天睁开眼都能看到新的恐怖景象。即使战争结束也没有丝毫好转。日复一日，我们所工作的地区简直就是一片废墟，地面被战火破坏得这样深，在以后的很多年内这里都不可能长出任何东西。”目睹了战争中法国发生的一切，他只能总结出：“世界上没有人比外国人更知道如何毁灭生命和财富了。他们夜以继日地用蒸汽和火焰，在陆地、海洋、天空乃至海底进行着毁灭和破坏。”这名华工对西方试图建立的战后世界新秩序非常悲观。他问道：“当西方人说着那些美好的词汇如自由、正义、民主、自决、永久和平的时候，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现在你们所谓的光荣战争已经结束，人们的内心真有和平吗？你们外国人对你们所取得的收获满意吗？一切都解决了吗？当我回到我的家乡小村庄时，我该如何向急切期待着我的父老乡亲讲述我看到的一切？”事实上，归国华工普遍都对西方持负面评价，特别是对管理华工团的那些军官怀有极深的怨怼：为什么下命令时从来不解释清楚？这些军官根本不懂他们的语言，还侵犯他们的习俗，为什么华工要听从这些人的支使？华工的战争经历只是更进一步证明了“战争就是地狱”的公理。华工就曾经生活在可怕的弹坑边上。因此可以想象，在他们眼中，战争和西方是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个结合体。

如果说国家认同是产生于一个国家将自身与其他国家比较之中，那么这些中国人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状况，看到了在这些国家里人们怎样工作与生活。他们显然分担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危机感，并且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想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华工返回中国，他们的知识视野已经大为扩展。无论他们是回到农村还是来到人口集中的更大的中心，他们将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他们周围的人群和所处的环境。而当不愉快的经历渐渐被淡忘，西方世界巨大的蒸汽轮船、港口、铁路和发达的高速公路则会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当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欧洲雇佣这些华工时，他们实际上也给了华工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将自己的文明同西方作比较的机会。用彼得的话来说，西方是在这些劳工身上，制造“14万个道德炸弹，目标是他们注定会回到的中国，在那里给他们的邻居带来一场事先灌输好的有关西方世界美德和优点的大爆炸。这些华工所传播的带回中国的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将来中国人对未来世界问题的立场。巴黎（和会）并没有对所有世界问题的解决一锤定音。我们对未来的最大关注，可能还是要了解中国人对这样那样的问题所持的态度。”

无论他们愿意与否，归国华工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和所看到的一切而成为西方文明的诠释者。正如彼得指出的：“在法国，他们的身体脖子以下的部位才有用（即只能出卖劳力）。但是回到中国，他们用他们脖子以上的部位（大脑/知识）所能做的，是西方世界无限担心之处。”对彼得和许多其他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提出的问题给他们造成了极深的困扰，例如“西方文明说到底只是一种物质文明吗？东方文明是否在道德方面最终更高于西方？如果我们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它是否会损害我们更高层次的道德文明？又或者说，如果我们要为我们的道德文明赢得地位，使我们能安心享有我们的文明，是否我们就必须武装起来，用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武器来同西方争战？”彼得警告西方社会必须密切注意华工回国后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

正当一些西方人在为西方社会带给华工的不良影响而忧心忡忡时，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则为这些华工的觉醒而欢呼雀跃。华工将在中国新的国家认同的确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都想要为归国华工的安置提前设计规划，以便让他们的新技能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叶恭绰在1919年访问了在法国的华工，并特别就华工归国后的安置问题向北京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1917年，为了保护海外华工的利益，中国政府成立了侨工事务局，直接受国务总理管辖，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1919年8月18日，北京政府总统办公室命令侨工事务局就如何安置归国华工一事详加讨论，拟定统一的章程规划。随后，侨工事务局提交了一份名为《安置回国华工章程》的计划。根据该计划，大部分归国华工都将被雇佣去从事灌溉设施和铁路建设的工作。

（节选自《一战中的华工》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