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马家大院

马识途

我们马家虽然号称书香世家，可是马家院子里的几十户后代，随着几代人的分家析产，大半已成为破落户。

家道中落，住在马家院子里的男子汉，大半是只认得自己的名字，方便在按红手印时不至于按错。这些长年在田地里刨食的泥脚杆，只有在大院要举行什么仪式，又如过年祭祖，他们才从箱底翻出半新的蓝布长衫穿上，去面对书香之家的祖宗牌位。少数在私塾混过一两年，粗识文字的，能在场镇上看懂官家的告示和读懂契约文字，就算满意了。在这个大院里，真正能够继承马家书香门第的恐怕只有一人，那就是我的父亲马玉之。

我的父亲出生于前清光绪年间的1886年，小时候读过私塾，背过四书，谙习孔孟之道，后来上了新学的中学堂，除文化古典外，还读新学的《算术》、《格致》（格物致知的理化学科）和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基础的《修身》课，二十出头才毕业。

辛亥革命前后，父亲跟着一批激进分子，闹过一阵革命，大家去日本留学时，他却因家道贫寒不能出国，只捞到一个区督学，穿着长衫，夹个皮包，在乡下督学。

后来从北京到省县都挂上五色旗，办起了议会，父亲去竞选，当上了县议会议员，由于他工作勤勉，被推举为议长，从此进入社会上层，成为有模有样的人物了。再后来，父亲被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四川善后督办（相当于省长）刘湘赏识，调他到重庆帮办军政训练班（有如今日的党校），刘湘任主任，父亲任副主任和训导。

父亲的积极性和能力为刘湘所赏识，于是被刘湘任命到当时土匪猖獗、豪强称霸的川西边僻小县洪雅去当县长，专治匪患。父亲在洪雅期间，软硬兼施，权谋诡计，基本上平了匪患，当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万民伞。刘湘得知后，便把父亲调到让他头疼的家乡大邑县任县长。

和洪雅同样位居川西的大邑县，是个出产大军阀的地方，那里恶霸横行，兵匪一家。父亲带着一排人的手枪队前去上任，当地最大的恶霸刘文彩本想给父亲来个下马威，但一番较量，父亲占了上风，站稳了脚跟，深得刘湘赏识。

父亲正把大邑县治理得有了头绪，洪雅县的土匪又死灰复燃，民众上书刘湘，要求重调马玉之回洪雅治匪。于是父亲又回到了洪雅当县长。这一次，他亲自带兵上山剿匪，并且诱杀了当地的匪首，使洪雅县的治安得到恢复。他还在洪雅修路开渠，发展生产。他主持修的洪雅花溪渠，至今还在使用。前两年我到洪雅，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因为这条花渠，让他们旱涝保收。

蒋介石进军四川后，刘湘倒台，父亲也跟着垮台，只留下一块万民碑。抗战时期，偏安重庆的国民政府粮食部长，请父亲出山为重庆集运粮食，他干了一阵川西粮食专员，觉得难有成就，便告老还乡，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我幼年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有着颀长的身子和方正的脸，最显眼的，是他那看上去不知有多少光圈的深度近视眼镜和上嘴唇上那两撇显示出景从当时革命党人形象的八字胡。

父亲经常坐在他书房的那张躺椅上，不是读古书就是读他一直订阅的天津《大公报》，还有就是捧起他那一直随身的白铜水烟袋，悠然自得咕咕地抽水烟。

那个水烟袋经常被我们兄弟擦得锃亮，那是我们能亲近有着严肃面孔的父亲的契机。

隔三差五的，我们会争着抢着去擦这个水烟袋，然后装上烟丝，点上纸媒儿，把烟嘴送到父亲的嘴边，他抿着嘴将纸媒儿吹燃，含着水烟袋烟嘴，吮吸烟锅里点燃的烟丝，咕噜咕噜地享受抽烟的快乐。他高兴了，便会拍拍我们的脑袋，发出稀有的微笑，这就是对我们的奖赏。

但是这微笑会迅速退去，紧接着，就会听到他严厉的声音：“今天的书念完了没有？”这时，我们便会自觉地退到楼上我们的书房里去，读他让我们读的《纲鉴易知录》，以及我们喜欢看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小说，还有我更喜欢的《大公报》上的“小公园”副刊。

我不知道父亲从哪里讨来的那么多古圣先哲的格言，一串一串地背给我们听，教我们如何处世为人。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八个字：“胆大心细，智圆行方”。有时，父亲还要我们剪下他指定的《大公报》上的社论，要我们读给他听。

我们特别听到父亲的教诲是：“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因此，他有个母亲不以为然他却一直坚持的决定：在我们兄弟满了十六岁时，一律赶出三峡，到外面去闯荡，安身立命，绝对不准留在老家当游手好闲的“公爷”。

我正是十六岁初中毕业后，离开家乡，走出三峡，到北平去上学的。令我们悲痛不已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父亲乘木船去赶场，在石盘滩时船翻，落水而亡。

(编注：关于文中提到的“恶霸刘文彩”，史学界内部有争议。)